China’s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ong with the forty years’reform and opening-up

Along with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China’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evolving continuously.Since the start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1972,China has witnessed“great leaps”of reform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bout once every 10 years,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issue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and continuously reform,innovate and develop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mod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 adheres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tak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 the core task,and gradually builds it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conform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including a sou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policy system,an improve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a complet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we should aim at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keep focused on China while stay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adhere to green development,accomplish top-level design,build a new patter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and co-construct a clean and beautiful world.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曲折中发展,前后历经了第一代学者、第二代学者、第三代学者以及新崛起的一代。与阶段划分视角、主题研究转换视角等传统分析思路不同,代际传承视角综合了整个学科的学术发展与人才教育发展情况。总体而言,第一代学者的奠基、第二代学者的深入挖掘、第三代学者的与时俱进与崛起的新一代学者的新追求,构成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基本脉络。而主流化、现实化和国际化则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趋势。

陈寅恪与四川学者的交往述论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与四川学者林思进、李思纯、徐中舒、缪钺的交往十分重要,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在文化观念、治学方法、研究领域上有较多的一致之处,并且相互影响,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60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流变

新中国60年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在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的基础上,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推进。纵观60年的变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始终坚持提高质量这一基本主题,在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参与的共同努力下,本着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开拓出一条渐进式制度变迁的改革路线。鉴往瞻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还任重而道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反贫困史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69年来,中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改革开放40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系统梳理学术界对于中国反贫困发展历程的研究,有利于把握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发展脉络,形成对中国反贫困政策持续性和整体性的认知;同时,对于展现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推动世界减贫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谈鲁迅诗“西游演了是封神”——对倪墨炎先生的一个回应

关于鲁迅1931年《赠日本歌人》诗中“西游演了是封神”的诠释,各家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倪墨炎先生在《鲁迅旧诗探解》中,对拙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本文对其质疑作了回应,以新的史料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原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潜心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钱穆与梁启超在有关清代学术等问题评论上有明显的不同,因此针对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的观点而发难是钱穆写作此书的主要缘由。此外,钱穆写作时正是卢沟桥事变的前夕,受国难忧患的激励,钱穆在书中以天下为己任,提倡民族精神,表现了钱穆在民族危机时刻的爱国情怀。

近代学科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西方学术分科观念与方法日渐为国人所重视、接受。同时,西方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纷纷传入中国,一些学者以近代西方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观念、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西学东渐之下,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一些新的学术研究门类开始出现在近代中国学术的体系当中,并最终发展为独立的学科。中国学术体系与西方学术体系逐渐得以对接。这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一种极为重要的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也昭示了这一学术发展进程。

新中国“17年”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

新中国初期"17年"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最早是从对新型的分类法学术思想体系的研究开始的。文中论述了图书馆任务、定义的初步确定,学术期刊的出版,开架服务的否定之否定,图书馆界"为科学研究服务",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图书馆学研究规划的出台,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召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和《略谈"人民公社图书馆"》的发表,"矛盾说"的产生等问题。

三重内涵和三个向度: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可能拓展

随着中国铁路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铁路史研究亦逐渐趋热,更多的学者加入研究队伍,研究视角更趋多元,成果亦更加丰富。但同时也有主题内卷、低水平重复劳动的趋势。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重温铁路史研究的学术史,重新审视铁路史的内涵,在内与外、“古”与今、中与西三个方面的关系处理中寻求新的突破。

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考论

文章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中心,以书中所收录学人的取舍标准作为切入点进行考论,再将其置入其与《国学概论》、《清儒学案》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四部著作所组成的清代学术研究体系中进行考察,从而阐明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观点演变与其著述体例建构的内在联系。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点及研究综述

梁启超、钱穆分别撰有学术史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基于不同层面对清代学术发展史进行了宏观的概括与细致的分析。两部著作在差异性基础上,表现出经世致用思想、高尚品德气节、创新理念推崇,呈现出宏观建构、考镜源流、实事求是、严谨缜密等特点。当今学术界对两部著作所渗透的撰述理念、体例差异等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其共通之处没有充分论述。全面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做出深入反思,汲取学术养分,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156工程”立项过程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工业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寻求帮助。在这一时期,苏联政府向我国提供了贷款、器械、设备和专家,为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学、军事和机械制造等方面工业项目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工业项目,即"156工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结构和地域布局不合理的状态,是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奠基石。由此,我国开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

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的贡献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概括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而且深刻地揭示出传统学术蕴涵着的理性批判精神与传统治学方法中的科学精神。梁启超之所以能对清代学术作出高度的概括和深刻的总结,与他深厚的传统学术素养、勇于接受西方新思想与新学理,以及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反思精神密不可分。

近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材编写若干问题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体系和规模的。近30年来,国史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在将国史与党史进行科学区分方面,在全面、系统梳理和阐释国史的历史发展脉络、发展规律以及历史经验教训,从而树立国史的"信史"形象与影响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凸现了国史的学术风格和特色。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低水平重复、学术积累和学术规范重视不够、学科定位欠准确等。

“由旧入新”与“无中生有”:民国初年的文史之学

处于激烈反帝制革命之后和艰苦反复辟斗争之中的"民国初年",是被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忽视的时期。作为中国文史之学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时期,"民国初年"并非仅仅是无意义的"萧条"和"颓废",实际上也孕育着现代文史之学确立需要的积极因素:学术研究的观念与范式、学术研究的风气与人才,正在发生"由旧入新"的蜕变;现代、独立、专业的文史学科或辅助学科,开始"无中生有"的建立,并取得一些引人关注的成绩;传统的各种观念逐渐趋于边缘化,从全球视野中观察、定位、塑造、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在学人群体中生成。这些"由旧入新"和"无中生有"的积极因素,为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史之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关注高峰、追逐热点与推崇新颖,是中国当前学术史研究的惯常作业方式。在继承这一优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尝试将目光向低潮、边缘和日常投射。只有如此,我们写出的学术史才会全面可信,才能更有助于当下的学术界寻找自我。

新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70年——以学术热点的探索与争鸣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外国法制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创立—停滞—发展"三大时期,其发展道路虽坎坷曲折,成就却卓越醒目,而发展的过程离不开学者们对学术热点的探索与争鸣。学术争鸣是学术进步的原动力,也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关于外国法制史的学科建设、法系理论、法律移植理论、多元法律文化理论、法律与宗教关系等,就是外国法制史学界持续讨论的学术热点,其争鸣彰显了学术争鸣对推动学科进步发展的重要意义。回顾中国法律学术争鸣的历史可以发现,新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学术争鸣,只是中国近代学术争鸣传统的延续而已。

构建全球互联网史学术共同体的乌镇之约——2022年首届互联网史国际年会综述与评析

当下,人类互联网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性抉择。在这一关键时刻,回顾互联网50多年的发展历程,寻找互联网初心,总结互联网精神,显得格外重要。2022年11月6日-7日,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地的互联网历史研究专家在乌镇以“线上+线下”的形式汇聚一堂,展开互联网史学术研讨。来自美国的马克·韦伯(Marc Weber)、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杰·豪本(Jay Hauben)和伦达·豪本(Ronda Hauben),来自欧洲的本·西格尔(Ben Segal)和哈肯·维姆·莱(Hakon Wium Lie),来自韩国的全吉男(Kilnam Chon)等当今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关键学者,是创造历史和参与历史的互联网先驱,代表着当今世界互联网历史研究的重要力量。来自中国的十多位专家学者的主题发言以及“中国互联网30年”专题研究成果,与美国及欧洲、亚洲、非洲、拉美等各大区域的互联网史研究成果,共同汇合成一幅全球互联网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标志着全球互联网史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与互动进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