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收藏、整理与研究

域外汉籍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典籍的汉文写本。这些写本或为中国失传的文献,或与传世之本多有差异。域外汉文写本可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其中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在日本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私文库、寺院以及个人手中皆有收藏。自江户时代开始,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批文献的价值,《佚存丛书》《古逸丛书》《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等丛书中皆有收录。晚近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也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但仍有大量文献未进入研究视野。应尽快展开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全面的调查、编目与叙录,并从“东亚汉文写本学”与书籍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同时深入对五山时代中国文集汉文“抄物”写本的研究。

习近平抗战史观对“纲要”抗战史教学的导向引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以习近平抗战史观为指导,以科学的立场和观点来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深入理解抗战历史的史鉴作用,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弘扬抗战精神。抗战史要以史实发言,帮助大学生全面系统的学习抗战历史,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水平和历史辨析能力。习近平抗战史观对当代大学生学习抗战史、提升历史素养,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导向引领作用。

东北抗联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刍议

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四年的全民族抗战过程中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既有助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也有助于增强教学效果、厚植青年学生家国情怀。针对大学生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和思政课程教育,二者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在内容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作用方面又有相互补充性,从而决定了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皆为可行。从教学内容、内涵及效果等处着眼,通过采取补充历史细节、把握精神实质、多策并用教学设计等策略,将大大提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质量和成效。

何盛三《北京官话文法》的版本流变及史学价值

日本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者何盛三在1919—1936年出版了四本相互关联的汉语语法著作,通过从概说内容、文法范围、词法框架、句法体系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在与同时期中日学者汉语语法著作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认为其语法体系内容完整、分类清晰,语法分析融合了中日多部语法著作的研究成果,语法意识与当时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具有多重关系。何盛三汉语语法系列著作体现了日本近代汉语语法学研究参照转向的过程,是完善日本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盛京时报》的宣传与阅读——基于报刊阅读史视角的考察

报刊是日本在近代对东北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从报刊阅读史视角来看,以《盛京时报》为代表的日系中文报刊通过订阅、零售、政治摊派等方式进行空间拓殖,以达到在物理层面接近更多读者的目的;通过辛辣的时评言论、多样的征稿方式和读编互动“招徕”与“灌输”读者,从而实现精神层面对读者的文化殖民。一部分读者在阅读后产生了“追慕殖民”的阅读反应,还有一部分民族认同感高的读者能够清醒认识到日本人的殖民意图并进行殊途同归的“反抗殖民”实践,体现了当时国人面对文化殖民的反抗意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研究——以东莞抗战史融入课程教学为例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东莞人民浴血奋战,为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融入东莞抗战史,能够发挥东莞抗战文化教育功能,彰显高校思政课育人特色。就教学实践而言,东莞抗战史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及众多的抗战遗迹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就实施路径而言,将紧密联系教材、合理利用东莞抗战史资料进行穿插式讲述,发挥博物馆、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开展现场教学及布置学术写作类型作业与成果汇报相结合三种方式有机结合,既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提升对东莞城市文化的认同,也可以推动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的改进与创新。

《中国言法》:英国近代传教士汉学的创建与创见

马士曼所作《中国言法》(1814)将西方建立在拉丁语语法基础上的汉语研究、英国本土的英语语法研究、新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汉语语言文字学思想融会贯通,在汉字研究中较早具备了部件意识。在语音研究上,《中国言法》较早将汉语与梵语比较,在36字母的基础上进行古音构拟,并初步划分出了汉藏语系的范围;在语法上,其建立了包括小词(虚词)在内的汉语词类体系。这些研究搭建起了汉语语言学体系诸多问题的基本框架,《中国言法》的出版也标志着英国近代传教士汉学的确立。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日本中国都城史研究管窥(1930—2006)——以《中国都城史文献目录》为中心

日本的中国都城史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相关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近年来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增强,中日学界在中国都城史研究方面的相互促进愈发明显,总结日本关于中国都城史研究的学术史具有积极意义。日本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都城史文献目录》,收录了日本1930—2006年间有关中国都城史研究的论著目录。通过对其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日本有关中国都城史论著的基本信息,也可以窥见其研究的主题变化与学术特点。日本的中国都城史研究历史久远,态势良好;主题宽广,涵盖诸多方面;重视考古与文献的综合运用;重视研究成果的译介,关注国际学术进展和学术史的总结;视野开阔,多从亚洲视角分析问题,重视中日比较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同时关注都城历史中的思想性与理论性;重视都城史的专门研究,并注意从城市史的整体视角研究都城。

民国时期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考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中的出版数据为研究样本,纵向梳理出版历程、横向描摹版图群像,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国日本文学类图书译介出版事业的发展脉络和活动轨迹,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出版史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融入新疆高校“纲要”课的思考——以抗战时期党在新疆的革命实践为参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包括以多种形式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各民族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进新疆经济与社会发展、推进新疆民族团结事业发展、发展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等,这都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革命实践融入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中,是课程教学目标的要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及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内在要求。

从日语格语法表示生成汉语的难点分析

讨论了基于转换规则的日汉机器翻译中的汉语生成方法,重点分析了基于日语格语法表示的汉语生成所面临的难点,主要包括单词词义的选择、格短语处理、基于汉语语法语义链的语序调整和句子的归并生成,同时,还对句子的语气、时体态、标点符号和关联词的表层处理等进行了讨论。

从汉语格关系表示生成日语

本文介绍了一个基于转换翻译的汉日机器翻译系统中日语生成子系统的设计和实现。文章首先描述了一种基于格关系的汉语依存分析树 ,分析树结点记录语法语义以及格关系信息 ;然后 ,针对日语的特征 ,分析了日语生成中的主要问题 ,包括译词选择、用言活用形确定、助词添加等 ;给出基于规则的日语生成系统的组织结构 ,重点介绍生成规则系统的设计和实现。最后 ,给出规则描述的实例以及翻译实例 。

一个基于格语法和转换策略的日汉机器翻译系统

本文介绍一个基于规则和转换翻译策略的日汉机器翻译系统的设计和实现。该系统的日语分析采用了基于短语结构文法和格语法的句法、语义分析技术。在句法分析中识别出动词短语时，利用动词格框架进行格短语的格角色识别。分析规则采用了复杂特征集和舍一运算，并按层次进行设计。日语分析结果为带格角色标记的日语分析树。基于得到的日语分析树，系统采用了转影生成一体化的汉语生成策略。按深度优先遍历分析树转换／生成汉语。另外，谊翻译系统在基于规则的主框架之上，还辅助以翻译记忆的方法。本文的系统参加了863组织的三次机器翻译评测，其中，在2005年的评测中，自动评测的结果（NIST）为：6．3052（对话）和6．7836（篇章）。

近百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评说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学在中国的诞生。文章依据语言研究的目的与任务,从所运用的理论方法、本体研究内容、应用研究这三条线索陈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近百年来的进展状况。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逐步呈现多元化的态势,而且研究者面对汉语事实已不单单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也提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主张;从研究内容看,已从“以描写为主”进到“以解释为主”,这体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化;从应用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语法应用研究不断增添服务对象,开拓新的应用领域。文章扼要梳理、陈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的历程,特别强调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改革开放40年也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大发展的40年,特别是汉语学界开始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进行反思,并积极探究“摆脱印欧语的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的研究路子,这对深化汉语语法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最后,指出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些不良学风与文风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的研究走向,强调要在搞好现代汉语语法自身研究的基础上,以“语言学+”的模式,积极思考并逐步走向汉语语法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研究的路子,以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使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服务。

“所以”完全变成连词的时代

“所以”在上古汉语里是代词“所”加介词“以”结构,它开始用作结果连词不会晚于汉末魏晋,南北朝则是演变的过渡阶段,至迟到八世纪上半叶演变过程已经完成,“所以”在口语中完全变成了结果连词,跟现代汉语的用法没有两样了。

日本文学作品中ト条件句翻译策略定量分析——兼与《日本语句型辞典》所记词条做比较

本文从40部日本文学作品和其汉译本中共选取1000个ト句式例句(每部作品选取前25例)和与之相对应的1000个汉译句,并对该两组之间的关联度(即ト句式和汉译句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函数检验。其结果显示,与《日本语句型辞典(中文版)》中的解释有一些出入。该辞典里把ト句式分为七类,认为除了表示假定条件以外的其余ト句式都应翻译为"(一),就"形式。然而通过本次分析得知:ト句式中的确定条件句和潜在条件句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表示确定条件的ト句式与"(然)后"及"感知动词"之间双向关联度很高,而表示潜在条件的ト句式与"每(当)"、"如果(就)"之间双向关联度很高。

汉语史研究要重视语体差异

语料的语体分析,现代汉语学界已经越来越重视,而在汉语史领域则这一意识还不强,需要引起汉语史研究者的正视。本文列举四个实例来说明在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研究中注意历史文献语体差异的重要性。(1)“硬”语义场的历史演变。认为汉语口语中“硬”语义场可能一直是一个贫乏系统或准贫乏系统,至多是“中等系统→贫乏系统”,而没有存在过丰富系统。中古近代汉语时期语义场成员多达9-10个,只是一种表象。(2)先秦-南北朝“躺卧”语义场的演变。认为“躺卧”概念域不存在“寝(先秦)-卧(西汉)-寝(东汉)-卧(魏晋南北朝)”的循环演变,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是语料选择不当。东汉口语中表达“躺卧”义也是用“卧”而不是“寝”,《太平经》和《道行般若经》等更接近口语的语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实际的演变应该是“寝-卧-卧-卧”。(3)“V于/在L”和“VL”结构的交替演变。认为汉语史上究竟是否存在过“V于/在L”和“VL”两种结构的“交替演变”,根据袁健惠(2017)的论证是无从确定的,因为该文在词项和语料的选择以及论证方法等方面都存在问题。用这个个案来证明“语言中并非所有的演变都是单向性的,也存在循环演变”,缺乏说服力。(4)“唯……是……”式句的语体差异。认为许嘉璐(1983)研究上古汉语“唯……是……”式句所得出的三点结论正确可信,使我们对“唯……是……”式句的性质及其使用的时代差异和语体差异有了比以往深刻、准确得多的认识,并且给人以方法论的启示,堪称语体分析的佳作。

日本科学史家中山茂及其研究道路

日本学者中山茂教授（1928.06.22~2014.05.10）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史家,他不仅研究中国科学史,更为中国科学史走向世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中山茂接受了东西两种不同的教育,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中国·日本的科学技术史、二战后的科学社会史、大学史等方面都有很多著述。著文追述,一方面,通过中山茂的思想与研究活动,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东西方科学交流与碰撞的历史过程及其特有的方式;另一方面,中山茂在近代日本科学的社会史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对于中国科学史未来的研究走向会产生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论元代蒙古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语言接触对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汉语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举出几条实证,证明蒙古语给予汉语语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