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东夷列传》与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述论

《后汉书·东夷列传》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夫余、挹娄、高句骊、沃沮、濊等东北边疆的民族,而且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述这些民族的文化。在所记述的文化当中,表现了夫余、挹娄、高句骊、沃沮、濊等东北边疆民族鲜明的地域特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记述,实际上是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书写,是我们今天从整体上认识东北亚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依据。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对《后汉书·延笃传》所载屈原庙遗迹的历史考察

《后汉书·延笃传》所记载的屈原庙,系正史所载最早的。其地域在今河南平顶山市。古犨县,在今鲁山县境内。也就是说,最早的屈原庙遗迹,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境内。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

再论《后汉书·赵壹传》--兼及《后汉书》的史料来源问题

对于赵壹在光和元年(178)上计的经历,《后汉书·赵壹传》进行了生动而细致的描写。然而,这一记载所涉及的人物、官职、时间,以及所牵涉的制度、所描述的细节,均存在大量的抵牾之处。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史实的错讹,而是缘于《赵壹传》特殊的史料来源与性质。由于《东观汉记》修撰的中断,后人在撰写《赵壹传》等汉末人物的传记时,缺少国史资料的依凭,只能转而依靠别传、类传、郡书等"杂传"类的史料。史料来源与性质的变化,使得《赵壹传》中"附益增张",出现了许多类似于小说家言的记载。而考察这一个案,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后汉书》的史料构成与历史书写模式。

《史记》、《汉书》对董仲舒及其学说的评述

董仲舒在《史记》与《汉书》中分别有传。不同的是,《史记》中是合传,司马迁对董仲舒并没有过多的正面评价,而班固则为董仲舒单独立传,并高度钦许。究其原因,除了家学渊源、历史观存在差异外,重要的是时代思潮变迁所致。汉朝对儒学的热衷促使儒学从"百家"到"独尊"地位的转变,影响了包括司马迁、班固在内的社会群体的心理转变,这也导致了他们对董仲舒及其学说的载记与评述存在差异。

《春秋繁露》“董仲舒真篇”新探——以“贤良对策”检索《春秋繁露》的尝试

《春秋繁露》不是董仲舒的原著,而是后人将一些失而复得的董仲舒的文章编成的书物,其中可能混入了一些和董仲舒无关的“伪篇”,但也不乏“董仲舒真篇”。尝试以《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贤良对策”检索《春秋繁露》之后,发现《春秋繁露》有20多篇文章和“贤良对策”文字基本相同,思想指向也一致,可初步认定为“董仲舒真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