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as Harmony：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Poetry

This paper argues for the very foundation of Chinese poetry, that is, nature itself. To this end, I have chosen three well-known poets, Wang Wei （706-761） in Tang Dynasty （618-907）, Su Shi （1037-1101） and Zhou Dunyi （1017-1073）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All three poets were also high ranking governmental officials. They were leaders of high personal integrity.

数字文学地图在高校“唐诗宋词鉴赏”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为例

数字文学地图将文学作品的作者、作品与地理空间相融合,全景式呈现某个时代的文学整体面貌。在“唐诗宋词鉴赏”课程中运用数字文学地图可以提高教学信息化水平,有效发展学生的文学空间思维,提高学生诗词鉴赏水平。在此背景下,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为例,考察数字文学地图在高校“唐诗宋词鉴赏”课程中的应用,阐述数字文学地图在应用中的思考与启发,促进高校诗词鉴赏教学的发展。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学核心术语的英译研究——以英译“唐诗、宋词、元曲”为例

为了扩大中国典籍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唐诗、宋词、元曲的英译为例,分析中国典籍文学中的核心术语英译方法。首先介绍中国典籍文学,了解英译中核心术语的必要性。介绍唐诗、宋词、元曲在英译中应注意的要点,并提出最佳英译的建议。其次分别从英译主体之间开展合作交流、了解英译受众需求两方面,提出中国典籍文学核心术语英译的策略。通过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分析,明确中国典籍文学具有的价值,以期能够为今后文学作品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唐宋诗词服饰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唐宋诗词中的服饰描写涉及当时的服装材质、服饰工艺、服饰样式、图案纹样、配饰装饰及着装风俗,体现了唐宋时期的服饰风格和形态,折射了当时的服饰发展状况和服饰文化内涵,展现了唐宋时期特有的审美态度,是展现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之一。唐宋诗词服饰描写中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能否对其进行准确翻译影响到服饰文化的有效国际传播,以及诗词意境、美感的等效传递。据此,该文从社会历史、纹样内涵及东方美学的维度探讨文化因素对唐宋诗词服饰翻译的影响,并试图为国际服饰文化交流和研究提供新媒体环境下的翻译建议及参考。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叶燮诗歌与唐宋诗之争

叶燮是清初诗坛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交游广泛,与唐宋诗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叶燮在《原诗》中为宋诗张目,提升了宋诗之地位。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又力求兼取唐宋。只是,他的兼取并非平等,在许多地方仍透露出其偏向宋诗的立场。这一点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呈现出多元却有所偏重的局面。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歌诗、声调和真诗:明代复古派对诗乐一体传统的复归与转化

在明代复古派的诗学体系中,诗与乐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复古派一直在试图复归诗乐一体的古老文艺传统,以琴和诗,击节高歌,仿拟琴操,延续歌诗的演唱技巧和诗歌体制。而对于近体诗,他们以唐调为标杆,探究格律的声韵吟咏之美。真诗在民间,则是他们对古诗乐传统的现实调整,一方面强调真情,一方面利用新声,在情与乐的和谐中,实现诗乐一体的现实回归。由此,歌诗、声调和真诗成为明代复古派诗学音乐性追求的三条重要路径。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李诗注我”:唐宋诗歌引李白诗歌自注的生成与演变

注释数量、注释类别、注释态度、注释意义四个要素是梳理唐宋诗歌引李白诗歌自注发展历程的维度,以之作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引李诗自注始于晚唐,晚唐成为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生成期,此期的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较少,注释态度是认同,注释意义单一;北宋初至南北宋之交是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发展期,此期的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增多,注释态度是认同与否定并存,注释意义多元;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更多,注释态度是认同与否定并存的拓展,注释意义全面,标示着南宋初至宋元之交诗歌引李诗自注进入繁盛期。三个时期在继承与发展中推进了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生成与演变,其文化语境是唐宋诗人的游览经历、唱和活动、表达需要与接受态度等。

唐宋诗词中苏州古城意象营构要素及其特征研究

以文本量化分析法为主导,借助凯文·林奇《城市意象》统筹性分析理论,以描述苏州古城的唐宋诗词为载体,系统梳理苏州古城意象的营构要素及特征。研究发现,苏州古城在唐宋诗词中的城市意象构成要素可分为自然山水、历史建筑和园林、其他区域三类,进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丰富鲜明的层级系统、别具一格的水乡风情等特征。

阅读史视野下的宋代士人与读书——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考察

读者与文本的交流,除了形成文学作品的意义,阅读文本往往也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转换,读书诗就是此类典范,但一般论者往往忽视其史料价值。北宋承五代之乱,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受到严重破坏,知识分子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因而也产生一股自我理性反省的时代思潮。这一时期,由于科举规模与内容的扩大、书籍出版的技术革新,加之“诗从书中来”的风气渐盛,读书诗由此兴起。在阅读史的视野下,尝试通过对黄庭坚及其读书诗的研究,借以探察宋代士人关于阅读的各类活动,并兼而论述读书诗的史料价值及其意义。

《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中的诗史互证——兼论开元中玄元皇帝与唐玄宗形象关系的构建与转变

殷寅、李岑、赵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一诗并非作于天宝四载(745),而是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赐真容”为本事。通过对上述诗歌的解读,可补充唐玄宗赏赐群官觐睹真容并举行宴会事件,确定作者的身份信息及“赵铎”确为“赵骅”之误,展示玄元皇帝对霍山神助唐成功故事的渗透与转化。以上诗歌与同主题的诗歌,共同镜照着开元年间君王意志与政治事件对玄元皇帝李唐远祖、道家道祖、天界上帝等不同形象的塑造与强调,以及基于血缘联系、道经传承、天人感应的关联,唐玄宗尊祖贤君、继道圣王、应命帝王等不同权威形象的构建过程。

“以注存诗”:宋诗引唐诗自注的文献价值考论

宋诗引唐诗自注的文献价值,可以用“以注存诗”概括,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存误收或误用诗歌文本信息,存诗歌构成部分文本信息,存诗歌创作与接受信息,存诗学观点信息。“以注存诗”,既涉及诗歌由创作到传播接受的过程信息,也不乏诗歌评论信息,是对诗歌的生产、流传、评论信息较为完整的保存。透过宋诗引唐诗自注的文献价值,可以看到更为丰富的唐宋诗歌生态,使之超越了诗歌注释价值本身。

基于诗词文本挖掘的唐宋浣花溪文化景观形象设计研究

浣花溪作为成都代表性的文化景观之一,承载了深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对于保护城市文化独特性和历史连续性具有重要价值。唐宋浣花溪诗词文本不仅丰富了文化景观的层次,也为现代城市发展提供了“诗意栖居”的理念启发。文章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探索唐宋浣花溪文化景观的形象及发展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了文化景观的影响力与诗词创作的良性互动,各景观类簇在自然环境、社会人文和地方认知等因素共同驱动下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浣花溪文化景观,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针对性的保护与延续策略,以期为其他城市文化景观的建设与保护提供参考。

宋代吉礼研究综述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界对宋史研究的重视,宋代吉礼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对宋代吉礼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并在吉礼的文献整理、吉礼“四类”、国家祭祀、民间祭祀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时人对宋代礼典的整理还不够深入完整,再加之受到“唐宋变革论”思想的影响,宋代吉礼研究在“断代礼制史研究”和整体性研究等方面存在着不足。针对这些问题,研究者在讨论宋代吉礼时,可将“大宋史”的理念引入宋代吉礼研究中,从而拓宽研究思路。同时,研究者还需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动态。

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