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正史所见宋元临川历史名人辑汇

抚州临川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诞生了许多闻名中外的历史名人,其中宋元时期尤甚。据文献统计,宋元临川被正史所载的历史名人共有98位,其中本籍73人、客籍25人。从县域分布来看,临川县23人、金溪县14人、崇仁县13人、乐安县11人、南丰县11人、宜黄县6人、南城县6人、黎川县2人、县域不明者12人。从文献来源来看,《宋史》载67人、《元史》载19人、《新元史》载12人,以宋人居多。搜集整理正史所载宋元临川历史名人对挖掘江西历史、推介赣鄱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意义。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宋元时期部分医学著作析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颇具代表性的工具书《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辑录了宋元时期涌现的医学著作,指明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大都附注参考资料出处。但笔者发现该工具书中关于部分著作的评述与当时的史实并不相符,遂查找原始医学著作及其不同版本,还有相关二手研究文献,辨析考订其在医书内容、作者以及成书年代等方面出现的疑误之处,包括文字形近而误、音同而讹等。建议编撰时应细致翻检医学古籍的不同版本,关注相关内容在行文上存在的文字异同,另一方面,对于著作的成书年代,也应尽力参考各学科专家的学术观点。

正史所见宋元临川历史名人述论

宋元时期的抚州历史名人辈出,其中不乏被正史文献所载者。据《宋史》《元史》《新元史》统计,宋元时期抚州被正史所载历史名人98人,其中本籍73人、客籍25人,宋人67人、元人31人。按县域分布数量来看,依次为临川、金溪、崇仁、乐安、南丰、南城、宜黄、黎川。按历史名人类型分布来看,文化名人47人、官宦能吏37人、政客幕僚14人。从产生原因来看,主要与抚州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家族的聚众效应有关。挖掘整理与研究正史所载宋元时期抚州历史名人,对推介赣鄱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宋元潮州对外贸易港口及海交史发微

处于东南沿海一隅的潮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至迟在宋代,潮州不仅是国内尤其是东南地区一处重要港口,而且也是一个对外交通的据点。太平兴国五年(977),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到达潮州;至道二年(996),天竺僧随蕃舶至潮州。南澳作为对外贸易港口至迟始于北宋,南宋初年南澳岛长沙尾(即隆澳)既是“海贼啸聚”之区,同时存在一定规模的私商贸易行为。宋元时期,南澳最重要的港口是深澳与隆澳。南宋潮州又有柘林澳、吴田澳与赖巫洋诸港口。宋元潮州的海外贸易活动,无疑为明清以来该地海外贸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刻本性质及戏曲史意义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元人刊刻的元杂剧作品集,是一多种有特色刻本的组合体,对于研究元杂剧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或云其为建本,但其刻板形式字距特密,行文省略太多,且省略不规范,错字太多,难以阅读,肯定不便于售卖,所以建本之说实误。而从元杂剧刻本强烈的广告意识、宾白科范的简略、刻板的巾箱本形式、俗体字的写法、刊刻风格不同看,它应该是有多个剧团刻就的版本,它反映了元代杂剧剧团的发展,这对我们研究元杂剧发展史是有意义的。

《新安志》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新安志》在区域文化史研究上有很高价值:一是勾画出明晰的新安地方行政沿革和地理形势,为认识宋代以前该域政情、地理的重要资料,具有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之价值;二是反映新安物产资源的多样、丰富性,或适应性,是了解宋代以前新安郡情以及农业、植物、动物、税收、财政和科技史的基本材料,具有地方物产资源史研究之价值;三是记录新安历史上的先达、士民、官长、楷模、名人,尤重当代人物,展现出新安宋兴则名臣辈出"的人文盛况,具有地方人物史研究之价值;四是叙述新安历史上的文化艺术、文化现象以及社会习俗等,体现浓郁的地域人文风情,具有重要的地方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之价值。

何炳松史学研究二题

暨南大学已故校长何炳松先生是中国 2 0世纪前半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教育家。过去在研究何炳松史学思想时没有对实证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研究 ,更无人提及他对中国蒙元史研究的贡献。本文以此两题展开讨论 ,论证西方实证主义派与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关系 ,进化论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以及何氏三篇蒙元史论。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屈原身世命运的关注与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关怀

屈原身世事迹的怀疑,并非起自近代,早在宋代就产生了。但是,宋代学者也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只是源于一种现实的理智兴趣和道德的社会需要。面对民族危亡、人生危机,在疑古思潮中,表现出的对传统的价值人生的重新审视和着眼现实人生的学术精神。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文体建构述论

中国戏曲学科开山之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戏曲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戏曲文体思想的系统阐述。它在前代理论成果基础上和西学的影响下,针对长期以来戏曲归类、称名、体貌、源起模糊混乱、戏曲被目为"体卑"等而下之的情况,以明确的文体意识将戏曲作为"一代之文学"而高抬曲体;在研究思路上,探讨"体"的观念并梳理戏曲之"体"的演进;在研究方法上,通过考源、定名、辨体,"考史""建体"两条线索交叉并进,确定了"成一定之体段""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的戏曲文体观念,说明"真正之戏曲"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表演形态和代言体的语言形式、"自然""有意境"的风格特征,最终达到"体制遂定""纯粹之戏曲"的逻辑构建和现实结论。《宋元戏曲史》开启了戏曲史写作的先河,奠定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范式,更发明了戏曲的文体意义,明确了"真戏曲"的文体形态和文体风格,展现了戏曲卓尔不群的风貌,戏曲之"学"由此创立。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宋元正史在民族史编纂上所体现的境界是不同的。北宋史官在记述对象的选择上针对性较强,元修三史对民族史的记述不仅表述形式丰富,更试图全面展示辽宋金时期民族与民族关系发展的整体面貌。而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的各具特色与宋元两朝处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宋所处的多民族多政权的格局赋予其民族史撰述更加务实,在民族观上受此疆彼界的影响较大。元朝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各民族一体观念的增强,造就了元代正史民族史撰述较少政治影响,更追求历史真实,极具恢弘的气度。

“脸”与“面”的词义演变研究

近年来,关于人体词的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领域的热点,"脸"与"面"是人体词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高频词汇。按照"隋唐以前""、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三个时期进行梳理,发现"脸"与"面"这组人体词语的词义随着历史的演进发生了系列演变。找寻"脸"与"面"两者的替代规律以及发展脉络,探究两者的演变过程,将有助于汉语史人体词汇发展的研究。

宋元“讲史话本”的伎缘与学缘

宋世社会存在着一个伎艺讲史—经筵讲史的关系框架,它所蕴含的历史知识普及化发展脉线,不只存在于从经筵讲史到伎艺讲史之间,还存在于宋代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伎艺讲史、通俗历史读物即是这一脉线分处于口头领域、书面领域的两种表现形式。'讲史话本'的出现,正是在承续宋代经筵制度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发展脉线的基础上,激励于通俗历史著述的繁盛,以及元代书面编写领域白话著述观念和能力的变革,从而编成了这种包含着书录或模拟讲史伎艺体制因素和故事内容的通俗历史读物。在这个过程中,讲史伎艺的表述方式(包括程式格套)能够落实于当时的通俗历史读物编写中,并非基于讲史伎艺繁盛和讲史艺人需求的激发所推动的结果,而是出自书面编写领域主导的讲史伎艺文本化的结果。

“自然”与“意境”: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早期思路——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为例

王国维提出"自然"说和"意境"说,破除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迷思,并建立了文艺作品价值的评判标准,这种"破"与"立"双管齐下的做法是现代意义上的戏曲研究得以展开的标志性事件;王国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颠覆了戏曲研究"壮夫不为"的传统标准,对中国现代戏曲研究得以成为"专门之学",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论《宋元学案》中全祖望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兼论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建构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的案语主要致力于学术源流、师承关系、事迹史实及乡邦文献诸方面的探讨。全祖望在序录中建构了完整的宋元儒学思想史体系,并且探讨了思想与政治文化等客观环境间的互动影响关系,贯穿着推崇学术创见,道德与学问并重,以及兼容并包的开放思想史观。在师承关系的考察上,全祖望基于兼顾史实与思想传承的立场,在承认客观师承关系的同时,又认为不能夸大其在学者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史学考证上,全祖望坚持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并继承了黄宗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扩展了史料的范围。在乡邦文献的阐发上,全祖望致力于表彰浙东先贤的学术思想,发掘了大量宋元时期的乡邦文献,从而填补了思想史上的诸多空白。

《宋元学案》对东莱吕氏家学的评价——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为中心

编纂者在《宋元学案》中详细记载了宋元儒学世家的源流谱系及其学术思想,体现了《宋元学案》的思想史与家谱色彩。其中传承中原文献之学的东莱吕氏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儒学世家,从吕公著开始共计有7代22人收录在《宋元学案》中。吕学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3人为代表。其师承关系也是全书学者中最为复杂的,体现了吕氏家学不主一门、转益多师的兼容并包学风。编纂者指出吕希哲为学不名一师、思想博杂且浸染禅学,但垂范后世的思想还是儒学,而吕本中继承吕希哲"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学问宗旨并夹杂禅学,进而澄清了婺学创始人吕祖谦作为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宗师的思想史地位,指出婺学传承了长达400年的中原文献之学,并直接开启了明代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