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与对抗:葫芦岛筑港引起的中英铁路债务交涉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为构建独立自主的东北交通体系,张学良与铁道部共同制定葫芦岛筑港计划,以北宁铁路余利作为筑港经费,此举引起英方抗议。中英双方围绕铁路收入余利使用权问题展开多轮交涉,中方为推进筑港工程一度进行妥协,但英商中英公司并不满足,力图彻底解决铁路债务纠纷。中方为完成筑港的既定目标,未再理会英方抗议,遂按照计划开始动工。筑港交涉不仅反映出外国资本与中国近代交通事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折射出抗日战争爆发前英国对华关系的调适与发展。

上海金融业与金圆券政策的推行

1948年的金圆券政策及其推行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包含着复杂的关系,其掠夺性、不合理性的显现有一个过程,上海金融业对金圆券政策态度从遵行、异议、批评到反对也有转变的过程。以往对金圆券政策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国民党政权及其国家行局为主体,以其相关决策及实施为主线,其研究比较简略和狭窄;其实,选择上海私营金融业为考察主体,以当时私营行庄公司如何应对实施金圆券政策的各主要方面为研究主线,着重从私营金融业的基本态度、金银与外汇资产、利率、资本升值和现金增资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金圆券问题本身以及对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研究。

民初北京政府的治国困境——以减政主义为中心

因为财政支绌,减政主义一度成为民初北京政府的执政理念。然而,在民初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非但减政政策执行不力,还损害了其他政令的推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讲,减政政策是北京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因为一旦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必然会激化各种矛盾而不利于初定的社会秩序。因此,甘冒风险推行减政主义则正是民初北京政府深陷困境的集中体现。

民国时期基层图书馆史料概述

民国时期县市等基层图书馆的成立及发展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当时的民众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受史料发掘和整理的局限,目前学界对其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从目前所见文献来看,民国时期县市图书馆的史料可分为专门记述某一地区或某一图书馆发展的专著文献、期刊中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图书馆的论文文献、民国地方志中关于县市图书馆的史料三个部分。从史料整理来看,专著文献和论文文献的目录分散在部分目录学著作中,还未整理成专辑出版,地方志中的图书馆史料也需要系统完整地搜集整理出来。

民国时期蒙自道道尹任职考

清朝末年,自临安开广道添设以来,蒙自即为治所之地。进入民国后,临安开广道改为蒙自道,其行政长官道尹则依照法律命令执掌道内行政事务,并承担滇越边界事务的管理与涉外事宜的交涉。民国时期,道尹是中央(或省)政令在边疆地区的具体贯彻者,也是边疆基层治理的决策者与参与者,关乎地方社会的治与安。蒙自道(包括临安开广道)在民国存在的18年时间里,初期,观察使(道尹)的任命须经中央简任,旨在"虚省实道",故道尹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之后,道尹由省府任命,但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吏,又有卷入地方派系争斗之祸患。此外,由于地方匪患不止,军人当权,道尹多无实权,少有政绩卓著者。1929年,云南省政府裁蒙自道,所属各县直隶省府。

乡土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教学中的运用——以陇中地区乡土历史为例

乡土历史运用于高校《国史》课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加深学生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及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其运用方法主要有课堂引用法、专题讨论法、参观考察法、访问调查法等;在其运用过程中,教师除熟悉和积累有关乡土史料外,还要注意所选乡土史料必须符合教学大纲和教材要求,以及所选乡土史料必须具备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文版民国方志与中国方志“概述”体例——以民国日文版《山西省志》为例

当代中国方志研究的专家都认为,1937年出版的由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首先在民国方志中使用了"概述"的概念,而新编地方志的"概述"体例就是借鉴黄氏的局部"概述"理论而发展和完善的。其实,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早于黄氏方志17年,即1920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的日文版《中国省别全志》不仅在每个省志中都设有专门的总论即概述编,而且在有关章节目中也设有概述及无题小序,对方志概述在志书中的运用作过系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省志系列的第十七卷《山西省志》即为可靠例证,应该说,日文版民国方志最早使用了"概述"的概念,民国方志的"概述"体例也是由日本方志界探索和创造的,目前所有权威著述中关于"概述"篇设立是新编地方志的重要发明创造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

《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开眼看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开辟新领域,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多样化,摒弃绝对化的研究模式和引进非史学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体现了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书中关于广东社会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是一个“亦新亦旧、有得有失的方法”,“呈现出向商业社会过渡的特征”等论点和论述,以及对“地方主义”和“地方实力派”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和科学的总体定位,均体现了作者不囿成见与追求新知的勇气,为作者及后来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建国以来遵义地方历史研究述论

建国以来,遵义地方历史研究在史料搜集、整理、编纂等方面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遵义地方史的研究发生了明显的新变化:在史料收集整理辑录的同时,"论史"层面的研究得以同步发展。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耐庵千古事 多在拾遗中——施耐庵史料考辨

明清之际,文字狱肆虐,这是施耐庵史料不见正史却深得野史、笔记青睐的奥秘所在。施耐庵史料不见正史却见于方志则是小说文体地位的变化使然。李详主纂的《民国续修兴化县志》所载施耐庵史料是比较可靠的,先祖陈广德与施父子从未联合作伪。民间传说是进一步论证施耐庵史料的一把钥匙。

论民国修志与图书馆事业的相互影响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大规模编修,有力推动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民国修志亦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文章通过对民国修志与图书馆事业相互影响的历史考察,旨在窥探民国修志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面相,揭示图书馆工作在方志编修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民国地方档案在苏区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川陕苏区史为例

四川地区保留了大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资料,反映了国民政府因应川陕苏区建立的史实。对其加以发掘、利用,无疑会提高川陕苏区研究的客观性,对推进现有研究视野之拓展大有裨益。

“党国视角”、知识生产与地方性经验——“民国大学史”研究的新动向及其反思

2000年以来,“民国大学史”研究构成了大陆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随着相关论著的不断涌现,“民国大学史”的研究也跳出了既有的研究框架,其关注视角更为新颖、多元,书写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从众多著作中撷取若干富有启发式的观点与方法,凝练出一些关键词,即“党国视角”的重新发现与超越“政府—学府”二元对立维度下的大学史研究、大学的“国立化”“地方化”及其所呈现出的“地方性知识”、大学与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学术转型,并以此为导向来勾划出新世纪以来大陆学界“民国大学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取径。同时,也将从视域、理论与材料三个方面对“民国大学史”的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而如何从过去这十多年来的学术进路中,概括出大学史研究的范式更新,并反思如何对既有研究模式有所超越与突破,亦是今后所努力的方向。

地方志与社会史研究——以《民国平凉县志》为例

地方志作为综合记录一地地方事务的志书,不仅完整参与了一地地理社会和人文社会的建制沿革与发展变迁,也较为全面地构成了一地历史记忆的文字保存方式。仅从其占有地方全史资料的角度讲,地方志对一地社会史研究价值的实现便不可估量,而透过地方志,更可见社会百态。《民国平凉县志》作为《中国地方志集成》当中一个极小的构成部分,于此便可现身说法。

方志所载历城史部文献情况析论——以乾隆《历城县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为中心

本文通过将乾隆《历城县志》与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所载史部文献爬梳分类,并将历城史著与济南府志所见史著对比考察,试图直观体现历城史学文献撰写成果的侧重得失,联系济南史著的整体风格,考量居文化中心的历城在济南地区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引领作用;同时,本文进一步把历城县与兖州府的文教之都——儒学祖庭曲阜县的史部文献进行多方位比较,展现在齐鲁两类文化传统的激荡下,于两县史学文献撰写方面的异同反映,以期揭示历城史部文献的特殊性,对历城史部文献产生并发展的原因提出合理的解释。

民国地方财政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关于民国时期地方财政史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通过梳理民国地方财政史研究并有几点思考,可以为学术界研究民国地方财政史提供点滴参考。首先,针对学术界争论的民国时期地方独立财政是否存在的问题,应该在中央集权与分权的背景下,分阶段、多角度并结合各时期财政体制变化进行探讨。其次,对于地方财政史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在借鉴国外的成熟理论背景下,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财政模型,逐步建立中国地方财政史研究理论体系。最后,民国地方财政史需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把握问题意识,更好地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近代盐务就场征税制改革与官商博弈

近代以来,通过改行就场征税进而推行自由贸易的盐务改革,因其旨在破除专商引岸,常常被认为是盐务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但从晚清就场征税被提出,到新盐商张謇为拓展盐业销路、抗争传统盐法束缚而逐步推向全国的盐务就场征税改革,再到丁恩引入印度经验,试图废除专商,推行就场征税、自由贸易改革,都反映了商人的利益需求如何作用于政府、官员而影响盐务改革的走向。南京国民政府《新盐法》的通过,可谓是就场征税实现了国家立法,但伴随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人之间不断的利益博弈和共谋,最终将就场征税限定在立法层面。不同时期,政府本着盐务改制以挽救财政,却不断因官商利益的结合或冲突等制约因素使改制偏离轨道。在官商博弈过程中,终因国家政权尚未高度统一而使实际掌握盐业经济的旧盐商暂居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