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野下辽金韩州城迁徙考论

人是以自然环境为依托进行生产生活的,同时自然环境又影响和制约人的生计活动。辽金时期韩州治所韩州城的建置及迁徙就是环境制约下人地关系的动态演变。辽圣宗时韩州城(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始建于科尔沁沙地东南缘,后来因气候转寒及人类活动的影响,韩州城受风沙围困,兴宗时被迫徙于白塔寨(位于今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金初,地处白塔寨的韩州城又因受辽河水患侵扰,迁至柳河县(位于今辽宁省铁岭市八面城镇);海陵王时,地处柳河县的韩州城因地理位置偏僻,又迁徙到九百奚营(位于今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白山乡)。韩州城的“三迁四治”反映了辽金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及区域环境变迁,是辽金时期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缩影。

试论辽金两代体育的民族文化特征

主要用资料研究法,以契丹人和女真人所建立的辽、金两代王朝的体育史料为素材,揭示了我国北方一些曾“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体育内容存在着注重民族传统、军事武艺和向中原先进民族学习与借鉴三种文化特征。从而指出它不同于边境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同于中原农业地区的民族。结论是,在研究少数民族体育中不可忽视如下几个要点:可变性、融合性和阶级性。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在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论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

王重阳、马钰等皆为读书种子,以诗词修真传教自证度人,游艺不害修道,这是接受柳词的前提。得道后的王重阳对柳词的接受方式,是通过柳词的"象喻性"以隐喻方式言说修"真"悟"道"的体验。其接受的内在契合根据,则在于全真之"心游不离身游"的"游"观,这就使得感性的现象界最终又归宿于内在的体验和开悟,于是"道成肉身"的宗教体验也就有可能契合于审美体验的"主客泯灭"、"物我两忘"。"全真乐道"的优游之乐虽不离弃感性之"身",但却是以否定世俗情感价值和世俗之乐为前提,这样,王重阳等对柳词的接受内核实际内在着一种"否定论美学"的指向。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具有揭示金词词史格位的意义。

辽金元在唐诗学史上的贡献

辽金元处于我国古典唐诗学的成长期。它们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又是自唐入明的门户,南北分流,弃宋归唐,转折过渡,承前启后,在唐诗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

深入推进宋辽夏金史研究的思考

70年来宋辽夏金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突出,整体认知有质的提升。其中,漆侠主编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是一部成系统的优秀学术成果。研究这一时期历史,应注重强调宋辽夏金各朝都自视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为此后中国的大一统准备了条件。宋朝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是当时各民族发展的压舱石。各少数民族王朝互学互鉴,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共同缔造中华文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应继续发掘传统和出土历史资料,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将历史学和文献学紧密结合,让文物、文献、古文字活起来,夯实资料基础。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总结这一时期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汲取智慧,发挥历史经世致用的作用,促进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辽金诗僧与僧诗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

辽金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回顾与思考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近年来有较大进展,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和其他一些断代史研究相比,如秦汉史、隋唐史、宋史等还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就是一些研究人员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与研究方法的陈旧。因此只有不断夯实理论基础,树立科学的民族发展观、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理论观、坚持文化认同与民族血脉理论,并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才能提高辽金史研究的学术质量与水平,推动辽金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二十年工作述略

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成立20多年来,学术队伍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丰厚。出版学术丛书、论文集、学术专著近百部,发表学术论文近千篇;多次主办国际、全国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今后要扩大组织,加强管理,不断学习与创新,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十余年来辽夏金军事史研究综述

辽、西夏和金的历史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创造了比较丰富的军事文化遗产。学界对其研究还处于十分薄弱和不平衡的状态。具体来说,军制和战争研究是相对集中的,而战略战术、军事人物及军事思想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总之,在辽夏金军事史研究领域,还有很多事要做。

诗歌史的隐性坐标——论魏晋南朝时期的“新诗”

魏晋南朝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通过对此期诗歌作品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即"新诗"一词在此期出现的语境竟有二十余处。人们通常会将这些"新诗"简单理解为"新写的诗篇"。但倘若将此类"新诗"置于系统的、连续的诗歌发展史中去理解,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今日所熟知的诗歌史遥相呼应。事实上,在多数语境中,"新诗"的出现往往意味着诗歌史上新变化的悄然而至。这绝非是一种巧合,而恰恰是当日诗人们及其诗歌作品真正意义上的在场性体现。这种在场性要早于任何诗歌史的叙述,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略论史学视野下的晋代文学——以诗歌和小说为文本对象

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在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者众多并被社会所认同,文人往往借诗歌抒写现实,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与史学著作一样,晋代小说创作也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且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和适当的虚构也为小说所借鉴。在创作思想上,当时的小说创作更是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其可靠性。正是由于史学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2013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

文章对2013年度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作了简要评述。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张博泉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在辽金史、北方民族史、地方史和史学理论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先生在辽金史研究中偏重金史研究，是我国第一位专门致力于金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在多年的史学研究中探索和建构了“中华一体”的理论体系，对新世纪辽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辽金诗史》:立足于学术史的一种考察

2020年5月辽海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张晶教授《辽金诗史》的修订版。该书修订了初版中的文字错讹、规范了引文注释等体例,并增加了作者最新的辽金诗歌研究成果。站在学术史的视角来考察这部著作,就会发现,其对辽金诗的特色、艺术面貌的深度阐释,以及关于辽金诗在中华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的探究,对当下的辽金文学研究仍具有可贵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并且,该书以文化学为基础的系统方法论,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实践为学界古代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式,成为1990年代以来辽金文学研究的主导方向。所以,该书是辽金文学学术史上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

谈谈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空间概念

在音乐史研究中历史朝代或国家的历时呈递关系和共时存在的时段固然重要,但对于国家所在的地理位置及覆盖面也应该有足够的关注;比如较少被注意的前秦,其疆域远比东晋大,是一个大国;辽的覆盖面很大,音乐文化也发达;金不仅疆域大,其发达的戏剧可能是元初戏剧繁荣的原因之一;在我国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中对此重视不足;西夏音乐的研究已经有成果,但未进入一般音乐史教学。

《四库全书荟要》辽金元三史提要校议

本文校正了《四库全书荟要》辽金元三史提要的讹误,分析了《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与分纂稿、《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

边元鼎诗之心灵纠结历程及迥异宋诗的特色渊源

金初中叶之交辽文化圈边元鼎之诗专注于个体内心悲愤的倾吐,集中于仕途的失败与弃仕后的难舍,纠结于世道之灰暗与自己的有才无用,对个人之贫富贵贱患得患失。其个性执拗不悔,胸无城府不知进退,不了解人情世故,以及纯真任性尽情倾泻而不加持择绝无矫揉之抒情态势,是其特色所在。他少染儒学,不以苏秦、张仪为非;随心任性,纵情酒色,不以露骨的爱情诗为低俗;一味呼天称屈,不知安时处顺;此皆宋诗所缺乏,源自家族文化、地域文化及金初的辽文化圈。

元后期总裁辽金宋三史的两个脱脱

文献记载显示,元后期中书右丞相脱脱和翰林学士承旨脱脱分别担任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和“总裁三史传”。学界对后者关注不多,非常值得研探。本文研究认为,这两个脱脱并非同一个人,他们都参与了三史的编纂工作,并就其家世、生平以及翰林学士承旨脱脱未见“进三史表”著录原因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