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侠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论略

常任侠的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敦煌佛教美术研究、中印佛教美术交流及其影响研究两个方面。常任侠立足于唯物史观和美术史的宏阔视野,采用艺术考古研究方法,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进行考察与研究,揭示其演变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规律,既肯定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的影响,又强调了汉唐时期本土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吸收、融合、改造。他的敦煌美术史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敦煌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创新·缺陷·龟鉴——论隋唐五代税收史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综观中国古代税收史,隋唐五代十国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为其在税收法制建设、税收管理体制、税收监察制度和税务管理等方面都取得诸多重大创新成果,如税收制度法典化、税种创新、税制要素的完备、税务监察法律文本的完善、税务文书设置的创新等。同时,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家税法、税政也存在一些缺陷和弊端,加重了纳税人的实际税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王朝更迭的严重后果,为后世王朝改良税法和税政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模式与应对:情感史观照下的唐人爱情诸面相

情感史关注情感的历史与情感对历史的创造。汉代之后,爱情被置于以礼制情的儒家情感模式之下,但唐人并未受这一主导情感模式的束缚,所以其时出现了爱情众生相:帝王的浪漫之爱,山东士族高门的隐蔽情感,妒妇、悍妇的追求感情专一和士人们突破礼教的浪漫专情。儒家情感框架与唐人爱情实态产生落差的原因,一在唐朝的二元性国家特质,胡化情感模式在其时占有重要位置;二是意识形态的包容;三是前朝遗绪的留存与影响。唐人的丰富爱情表达,不但为硬邦邦的理性史增添了血肉,其中的若干爱情更改写了历史。

从讲义编写到文学史撰述——论苏雪林《唐诗概论》的学术价值

文学史写作是苏雪林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她陆续编写了《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中国文学史略》等大学课程讲义,以其敏锐的审美感受与融会中西的学术视野,在当时众多的文学史撰述中独树一帜。《唐诗概论》既具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时代特征,又闪耀着苏雪林才情丰赡、敏于体会的学术个性,只有将它尽可能还原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大背景下,在与同时代学者关于唐诗研究的比较中,才能公允持正地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

从南唐史到唐宋史:任爽先生“唐宋连续观”的研究与教学

先后任教于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辽宁大学的任爽先生作为唐宋史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唐宋礼制史、五代十国制度史、南唐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学界至今仍然参考的对象。同时,任爽先生常年指导研究生进行五代十国制度史和唐宋史研究,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唐宋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在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上,任爽先生不仅实现了从南唐史研究到唐宋史研究的跨越,更是提出了“唐宋连续观”这一历史认识理论。在这一理论下,唐宋时期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得到强调,从而有别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

河北省翻译发展史综述

河北省翻译史是学术发展史也是社会文化交流史,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年代顺序,系统梳理了从东晋时期到建国后河北省翻译人物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揭示了各时期翻译活动和特点,总结了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翻译发展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才能探索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推动翻译理论的创新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渤海国中央事务机构初探

渤海国中央事务机构基本上沿用了唐朝以三省、九寺和五监为核心的中央事务机构的框架设置。以“院”“局”和“寺”名号对应唐朝中央事务机构的“三省”,并采用与唐朝中央事务机构名称相近、相关的名称来命名。与唐朝制度相对,诸寺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长贰官为“卿—少卿”的诸寺为第一层次;长贰官为“大令—少令”的诸寺为第二层次;长贰官为“令—丞”的诸寺为第三层次,反映了各层次在国家政治中的不同地位。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论张九龄的文化史意义

张九龄是唐代开元中期的政坛兼文坛领袖,在政治、文学和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史上看,他出身庶族,以科举入仕,官至宰相,其经历和用人观打破了魏晋以来贵族政治的传统,刚正儒雅的“九龄风度”成为后世文官的典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初步形成。从唐诗史上看,他的诗歌改变了初唐寒士诗歌悲凉的格调,形成了自信、昂扬明朗的格调,体现了鲜明的盛唐时代精神,是盛唐气象形成最为显著的标志。从岭南地域文化史上看,张九龄开辟大庾岭路,极大推动了岭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内地一体化发展;同时,以其才学、德望与风度成为岭南地域崇高的乡贤典范,为岭南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驱动力,从深层次加速了岭南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步伐。

宋敏求唐史研究初探

宋敏求是北宋时期的文献学家、史学家,北宋中期诸多与唐朝历史有关的典籍编撰,大多有宋敏求的参与。他曾经负责编修唐代《实录》《新唐书》等,自己也撰有《长安志》《河南志》等史学论著。在参与北宋官修书籍编撰与历史论著的撰写中,宋敏求征引考证了大量唐朝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并使许多因五代战乱时期流失散佚的珍贵史料得以保存;还对唐朝时期的礼制官制、建筑遗迹、文献史料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他参与编著的书籍和历史文献论著,成为当时和后世研究唐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锲而不舍的端倪之作--评《唐代黠戛斯历史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与黠戛斯历史有关的内容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大约公元13世纪。以唐代黠戛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既可以溯源,又可以启后,也扣住了黠戛斯在中国古代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这对于系统全面地研究黠戛斯历史可谓重点明确的选择。《唐代黠戛斯历史研究》一书对其族称、族源、活动区域、以唐代为重点研究时段的谋篇,以及针对黠戛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探讨,系统展示了研究者的学术看法。

韦应物“涉医”诗歌研究

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创作了大量的“涉医”诗歌,包含理法与养生、种药与制药等内容。韦氏“涉医”诗歌的写作意、象合一,情、理浑融,体现了对医理药性的深刻了解,其创作现象与特点,是唐代文士通医趋势的体现;通过对其创作成因、文本呈现形态及相关旨趣进行全面分析,可以为中国医学史、医药文化史研究提供更多内容及细节。

论唐代对项羽形象的接受——以咏史诗为例

唐代是项羽接受史上的重要时期,唐代诗人对项羽形象的接受又是项羽接受史中的重要内容,其接受多以诗歌为载体进行。唐代诗人笔下的项羽形象鲜明而多变,他时而为西楚霸王,时而为落魄之徒,时而为柔情男儿。唐代诗人不仅以诗歌叙述项羽的相关事迹,还在此基础上大发议论,抒发个人情感,创作出一批以项羽为主题的咏史诗,数量可观。与其他朝代相比,唐代咏史诗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明显呈现出诗体创新、包容的态度和偏重宏观叙述等特点。以咏史诗为切入点考察项羽形象在唐代的接受,既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能够体现唐代在项羽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历史观念与隋唐政局的变迁

历史观念常会主导社会上各类人物的实践活动,并由此构筑一定的历史事实。隋至唐初的四十余年间,大一统观念、天命观念和以史为鉴观念,对隋唐政局变迁的影响较为明显。大一统观念不仅推动隋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且造就空前辽阔的疆域与恢弘的盛世。天命观念既是隋政权建立与巩固的重要凭借,也是隋王朝走向崩溃瓦解的重要诱因。以史为鉴观念是唐太宗即位后放弃依赖天命、注重人事的主动选择,君臣重视学习历史,对治国理政的讨论强调以史为鉴,“贞观之治”由此形成。同一时期不同的历史观念有可能形成合力,共同影响政局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变迁,同一种历史观念对政局的影响也会随之改变。

基于城市更新下的南宁唐人文化园改造设计

文中以南宁唐人文化园为例,阐述了园区的改造设计思路,并从园区流线设计、公共空间规划、绿色设计等方面对改造方案进行分析,为提高唐人文化园的吸引力,打造城市名片提供解决方案。

角抵在唐代社会各阶层的开展状况解析

唐代是角抵发展的繁荣阶段。该时期角抵的发展具有典范性和承接性特点,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对角抵在唐代各阶层的开展状况进行研究,以初步探讨其历史价值,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发现:唐代角抵在各阶层开展广泛。主要表现为:在宫廷中角抵是取乐于统治阶层和宴会仪式助兴的节目;在军中,角抵是选拔优等士兵、汇报训练效果和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民间,角抵则成为民众娱乐、健身的活动方式。

汉唐碑志与《韩诗》传承史新证

碑志作为记录士人、家族、要事等内容的载体,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由汉儒韩婴开创的《韩诗》学派是汉代《诗经》学的重要参与者,但亡佚于两宋之交。清代以降,不少学人曾以史书记载为依据,对传习《韩诗》的学者谱系进行重构,收获颇丰。但由于缺乏对碑志文献的利用,前贤构建的《韩诗》学者谱系尚有遗珠。以20世纪出土的两片汉碑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帧唐碑拓本为据,可补充孟琼、渡君、颜钦、田琬四位前人未考出的《韩诗》学者。同时,与这些学者相关的史料,又可以有效弥补传世史书的罅漏,对《韩诗》学术史尘封已久的若干重要环节作出新的解释。

贞石诠墨:唐代墓志所见墨学流传考论

唐代墓志是墨学研究领域无人问津的文献渊薮之一。基于墨学史视域,以“贞石诠墨”的方式,进一步考察和完善墨学在唐代的流传方式及其内涵。就唐代墓志所见,墨学在唐代的流传主要包括“儒墨”连称、“班墨”“杨墨”“庄墨”并举,承应《史记》“善守御,为节用”之评,倡“尚贤”之风,化用墨子典故,以及比较墨学与儒道释三教的关系等多种方式。在这些方式的背后,体现了唐人对于文化传统的继承、融合和发展。对于当下墨学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意义。

唐代角抵历史发展研究

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研究角抵在唐代的发展状况。一方面,针对唐代角抵的历史背景,研究发现:唐代的政治、经济、军政和社会环境共同促进了唐代角抵的发展,其中唐统治者对于角抵的喜爱与推崇是其政治上的推力;唐朝繁荣的封建经济为角抵的普及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沿袭府兵制和设立武举制是其在军政上的支持;唐朝尚武任侠之风和宽松的外交政策是其持续发展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唐代角抵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其自上而下推行、服务于军事作战、趋于专门化发展并兼具娱乐表演与大众参与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