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法学的法律规范性研究批判

在当代分析法学看来,法律规范性与法律存在着概念上的必然关联,是法律规范的先天属性,法律具有规范性意味着法律能够为人们提供行动理由。分析法学就法律规范性提出了“承认论”“道德论”和“证立论”三种方案,但这些方案均无法解决“行动—理由”悖论,故并不能真正论证法律的规范性。分析法学的法律规范性研究之所以未竟其功,直接原因在于其元理论思维方式将语言置于比人们的行动和实践更原初的地位,忽视了法律规范性最终是在实践情境中生成的。根本原因是当代分析法学始终未摆脱的沉思传统和理智主义认识论的桎梏。

英国分析法学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从奥斯丁到格雷

奥斯丁开创的分析法学是法律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在美国,格雷继承了奥斯丁分析法学的方法,开创了极具美国特色的“法官造法”理论。由于缺失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引起英国社会的注意。但这种分析法学的方法,深深根植在了偶而获之的美国学者格雷心中。格雷凭借出色的学术和实务工作,不仅将奥斯丁分析法学的理论本土化为具有美国特色的分析法学理论,而且将这种高度理论化的法律哲学与财产法等部门法的实践结合起来,使得分析法学在美国得以传播并发扬壮大。

数字化时代财产权建构范式的转变:著作权可分割理论的当代价值

著作权分割理论产生于作为无体物的知识产权领域,首先,其提供了“权利束”的理论框架,以此取代权利的权能理论,革除权利须整体移转及同一无体物只能由“母权利”生成“子权利”的权利分析范式之弊,勾勒出多个主体可因法益保护的需要而对同一无体物享有并行权利的逻辑分析架构;其次,在霍菲尔德分析法学的支持下,该理论将无体物的交易模式明确界分为许可、授权与转让三大模式,三个模式型塑建构的法律关系将具备差异化的内部构造,据此或可因应权利人的需求实现权利利用价值的多元化。总之,著作权可分割理论所提供的“权利束”之分析范式和三分法的无体物之交易模式或将为数据财产权益的保护提供新的理论参考。

规范性语词的法理意义与范围——基于转向规范逻辑学的新分析法学的立场

通过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研究规范性语词的法理意义及其在法律场域中的适当范围与边界,认为规范性语词是理解法律本质的核心范畴,即规范性语词是规范体系的逻辑根基,其特殊功能在于创设法律规范的规范性。必须注意道德场域的价值词在转换为法律场域的规范性语词的过程中,语词本身所传递的行为标准的耗损问题。

法律概念的意义流变——以传统三大法学流派为参照

自然法学、分析法学以及社会法学在本体论上的基本立场,决定了其对法律概念进行解释的不同路径。但我们发现,在逻辑操作上,前两者实际上都在最后陷入不可知论,而后者则使法律的确定性荡然无存。因而,采取何种策略解释法律概念,并使其承载法律价值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将逼迫我们在法律本体论上进行重新选择。

约翰·奥斯丁法哲学再探

约翰·奥斯丁是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的重要人物,分析法学的创始人,以提出"法律命令说"而著名,他的法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来自于两大阵营:一是形形色色的自然法学家;另一是一些后起的法律实证主义者。这些批判影响巨大,以致遮蔽了奥斯丁法哲学的本来面目。其实,"法律命令说"并非奥斯丁法哲学的核心与标志,纵使人们批驳倒了"法律命令说",对奥斯丁的法哲学整体来说损害也并不大。奥斯丁的代表性思想是:倡导对法律进行分析性研究,主张建构起一般法理学与法律教义学,最终使法学成为一门科学。在众多的批判之下,奥斯丁的上述代表性思想不仅没有失去生命力,反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致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奥斯丁仍然是一个人们无法绕过的思想家。

为什么不是“法学方法”——与王夏昊先生商榷

从学科视角看,"法学方法"并不等同于法教义学的方法,也无法涵盖分析法学的方法、判例法的方法;从主体视角看,"法学方法"彰显了法学家的方法论,而遮蔽了法官的方法论;从职业技艺视角看,"法学方法"难以揭示法律职业的特性和内容。"法律方法"而非"法学方法"之称谓,更贴切地反映了法学研究向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学问、向司法实践过程、向法律职业技艺的嬗变。

分析法学方法论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分析法学在澄清法律概念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对我们从规范层面探讨方法论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在哈特以后的分析法学看来,成功的法律理论必须能够说明法律不同于道德的规范性特征,采取内在视角和规范性视角无疑就是一种比较适恰的理解法律的方式。它试图从规范层面回答三个问题,即我们应如何看待现行有效的法律,我们应如何将现行有效的法律描述出来,以及我们如何分析一条具体的有效的法律。反观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分析法学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内在信念、选择我们这个时代法律的基本属性和在法律实践中澄清我们对概念问题的理解等方面。

反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新分析法学哲学品格辨析

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分析法学"、"实证主义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基本上是相同的概念,分析法学就是哲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想运用于法学理论的产物。但以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20世纪新分析法学却是建立在与实证主义哲学极为迥异的哲学立场之上。作为一种法哲学流派,新分析法学虽然在法学上主要继承了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但无论是作为哈特法律理论之基础的日常语言哲学,还是作为凯尔森纯粹法学之基础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它们在哲学品格上都表现出反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特征,特别是反对实证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倾向。因此,新分析法学实质上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法哲学,法律实证主义与哲学实证主义也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实证主义"。

解构与批判: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社会事实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中预设了若干社会性事实作为其论证的前提和基础。以解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内在理路,提炼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预设的社会性事实,运用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对这些社会事实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更具真实社会基础的可能发展方向。

党规定义的“法分析模式”批判

现代法律是从宗教与道德中“分离”出其独立性的,党规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独立性也存在着从国家法律“分离”的逻辑和实践要求。反思这种“分离”的前提是反思法律定义的分析模式。该模式认为国家权力是法律规范性的主要来源,并且以其作为判断法与非法的核心标准。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分析法学的概念桎梏,从社会法学的视角观察党规,以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实践需求。

改革开放40年来法学翻译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发展

法学翻译与法学研究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又未引起中国法学界足够重视的研究领域。分析法学著作的翻译为中国分析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基础。中国分析法学的研究始于法学翻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界翻译分析法学著作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到1995年,第二个阶段是1996年至今。分析法学的译著呈现出译著与原著出版的时间差逐步缩小、译者年轻化以及选题的随意性的趋势和特点。法学翻译的偶然性给中国的法学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法学界经由法学翻译在国内塑造了一幅与西方法学不同的地图。通过名著名译建立汉语的分析法学传统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分析实证法学的法律发现观及启示

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分析实证法学将实在法作为研究对象,建构了兼顾科学性与逻辑自足性的法律体系。这为法官从体系性的法律中发现裁判规范预设了前提。在思维模式上,该学派融决断论与规范论思维于一体。在具体司法方案的采用上,分析实证法学虽然向"创造法律"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但是一直秉承着"发现法律"的司法策略。这对于时下的我们而言,一则要恪守规则至上的司法理念,二则要贯彻发现法律的司法方法。

分析实证法学的司法观及其哲学基础

分析实证法学的研究对象为实在法。对法律科学性与逻辑自足性的追逐成为这一学派的落脚点。在此观照下,分析实证法学的司法观透露出对规则的恪守以及对发现法律的坚持。这种司法观缘于"应然"与"实然"的界分、实证哲学的影响和功利主义的刺激。对于我们而言,恪守而不是漠视规则,发现而不是创造法律应是司法活动中法官的当选策略。

恶法非法论

恶法非法论是自然法学派的一项著名的理论。自古希腊至近当代,自然法学家始终坚定地认为,法有自然法与实在法之分。实在法如果违背自然法的要求,就是恶法,而恶法不是法律。恶法非法论从法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力,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理论。公民反抗恶法的基本方式是公民不服从,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群体性抗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改变或废除所反对的法律。任何一个正义的社会,都应该承认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论共同理性视域下的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兼论法学比较研究的视角问题

在过于浓厚的"辨异"语境下,国内法学界大都认可这样一种判断:西方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的学说主张是彼此对立、"水火不容"的。其实,此二学派在法律基本精神、思维方式等许多重要问题上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相同相通相似之处。因此,判定二者"水火不容"显然是偏颇的,它是国内法学比较研究忽视"求同"、片面"辨异"的产物。由此,应该对国内法学比较研究这种畸轻畸重的视角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从而突显法学比较的"求同"维度。

奥斯丁分析法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方法论基础

奥斯丁分析法学理论由三个逻辑层次构成,即命令理论、主权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主权理论是命令理论的应然面,功利主义理论是主权理论的应然面。三个层次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但都以功利主义为逻辑原点。功利主义本身又存在一个应然的问题,即如何获得有关人类普遍行为趋向的知识。其解决有赖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论。

分析法学对民法典中的授权规范的解读——兼论成文法的局限性及其补充

按照分析法学的思想,民法典中的授予立法权规范的法律分为授予立法性权力的法律和授予调整性权力的法律两种。授权性法律在民法典中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使立法者、法官、当事人分享立法权力,另一方面也使得民法典在构成和范围上充满了开放性和不确定性。针对后一情况,民法典的编纂者为民法典设计了精巧的机制以应对社会生活的挑战。

汉语法学:语境、修辞与逻辑——一个方法论视角的论述

汉语法学命题(概念)的提出,在法学方法视角,可予以多层面的分析和观察。其中语境视角的条件和预设、修辞视角的摹状和设问、逻辑视角的判断和推论等是在方法论立场上分析该命题能否成立的主要途径。基于如上三种方法和思路,尝试对汉语法学命题成立与否的语境、修辞和逻辑进行三维的处理和论析。在语境方面,汉语法学的文内语境涉及语言运用、语言运用者、华人法学和汉语运用者法学、本土表达和继受表达等问题的界定,而其文外语境则涉及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对汉语法学有所创造的功利—价值期待。在修辞方面,对汉语法学一词,可以借用摹状、双关和设问三个方面的修辞格进行深入剖析。在逻辑方面,汉语法学无论从概念(内涵和外延)、判断(真假),还是从推论视角,都有其独特的内容。

边沁的法学家身份辨析

在英语界边沁是第一个对功利主义与法律实证主义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辩护,并将这两个纲领精密的结合在一起,他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对法律进行理论思辩的法学家,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鼻祖。此外,在边沁的整个身份体系中,其法学家地位仅次于其社会改革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