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诗歌与1980年代中国的文化意识

作为1980年代文化之子,海子的写作也探测着1980年代文化的范围、极限和边陲。海子诗学与1980年代文化之间形成了共振。海子将陈维纲翻译的荷尔德林诗句“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改为了“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并使之在汉语中广为流传。海子和刘小枫分享了同一种“比较诗学”、比较文化的思考,这是“文化热”的表现,也是1980年代中后期普遍的思想氛围;海子作为诗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式“诗化哲学”的思想建构。与刘小枫类似,海子在“拯救与逍遥”之间作出了自己的文化决断。海子最终完成了从“诗化哲学”到“哲学化的诗”的转变,他的诗学同样“是对真实的意义的价值现象学追问”,并且与1980年代的“比较文化”互为表里。其诗歌理想来源于1980年代的文化理想,也因而容纳了1980年代文化意识最深层的矛盾。

从颂神到弑神——论荷尔德林与尼采对海子诗歌的影响

海子诗学资源主要来自西方,荷尔德林和尼采对他影响至深。荷尔德林在世界的暗夜化身神的祭司,寻找隐匿的神祇。荷尔德林标签是神性,尼采则是反神性,“上帝死了”,直接宣告神的死亡。海子从荷尔德林身上汲取神性思维,寻找被遮蔽的存在真相;从尼采身上汲取超人意识、轮回观念与酒神精神,打造太阳圣殿,不同方向的寻觅最后都指向存在的深渊,形成合力把海子拉入其中。海子是这两个截然相反之人的结合体,荷尔德林、尼采疯了,海子也疯了,从这一点来看,人类的终极诉求充满凶险,虚无像黑洞一样无情吞噬那些勇于探索的心灵。

荷尔德林的诗歌创作与精神分裂症

诗歌创作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在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诗人荷尔德林身上,体现了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即“部分共轨关系”。诗人在提升诗艺中强化了“共轨部分”,使得精神分裂症病理过程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有着精神分裂症病理的人,其“共轨部分”也比较强大,有助于诗歌创作。“共轨部分”包括不循常规的精神追求、打破日常概念的指代作用、对世界的独特体验、精神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割裂。

原创性对二元范式的超越:论荷尔德林的古今之争

荷尔德林对古今之争的思考突破了温克尔曼、康德、席勒的二元范式,以原创性回应古典和现代孰为优劣的问题。荷尔德林基于自身的现代处境,通过对悲剧性时间的考察,坚持以陌生性调和、激活本己之物。这一切都只能诞生于悲剧性的心灵,诗人在拆毁和重构中进行全新的创造,用纯粹的言辞来建筑祖国。

意指过程和差异的感受

维尔纳·哈马赫“多重语文学”的概念与索绪尔关于语言内部差异功能的观点有何共同之处?也许是语言本身的不确定而“慢慢地定义自己”的方式,这既是对过去已被使用、意义固定的语言的回应,也是对新所指的呼吁,其意义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捕捉和弃置。卡夫卡的几个短篇小说演示了文学作品如何在一种可以被称作“渐进式和离题式”的叙事中发挥同样的张力,这种叙事在继续要求结局和答案的同时,避开任何对作品内部意义的封闭或结论。而荷尔德林《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注释》为思考与传统(或祖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它不是彻底的“推翻”,而是一种诗意的、“倾斜”的态度,既承认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历史处境时的局限,又允许对独异生命之间的差异有所感受。

批评游戏:评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

长期以来 ,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对著名诗人荷尔德林诗作的阐释 ,一直被批评理论界视为文化诗学的一大典范 ,但事实上这乃是一种粗暴批评的突出个案。问题主要表现为一种“思”对“诗”的僭妄 ,而批评主体对诗人的文本缺乏必要的尊重则是症结所在。本文试图结合相关方面的思考对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希望能由此而引起人们对一种眼下相当流行的批评范式 。

诗歌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海德格尔第一次荷尔德林讲课的核心问题与思路

本文是对海德格尔第一次荷尔德林讲课的解读。这一讲课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如何生成并得到维系的。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诗歌创作对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诗人被海德格尔称为"半神",他处身于神性领域和民众之间。诗人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将神的消息保存在语词之中,进而传递给民众,完成神与民众的联结。一个民族共同体由此生成。

德国文学浪漫派的哲学旨趣——以诺瓦利斯、荷尔德林的作品为例

康德所言的抽象的纯粹道德意义上的“自我”,经费希特理性与思辨的加工后,上升为本体论意义的意志。这种将自我、宗教信仰、一种绝对化的精神存在状态作为哲学旨趣的倾向,很快就影响了文学浪漫派的主要旗手。诺瓦利斯对于黑夜和死亡的关注,对于信仰和无限的执著,对于意象“蓝花”的阐释,荷尔德林冷静激情中沉淀的忧郁的“还乡情结”和其对神性的敬畏与渴求,在其思维的逻辑线条背后都有费希特等哲学家对于生、自我、信仰等核心范畴的基本思路。

荷尔德林诗歌之“自然的复魅”

生态美学之指归为人的“审美的生存”与“诗意的栖居”目的的实现,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怀着沉重的心情唱出的是,人离弃了神灵,离弃了那给人类行为以力量和高尚、给痛苦带来欢乐、以默默柔情沉醉城市和家庭、以友谊温暖同胞的神灵,离弃了充满神性的自然。他的诗中所反映的与诗密切相关的感性宗教正是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自然的复魅”问题。在他的诗歌中体现了人的回乡———对自然神性的回归。它是深层生态学和生态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荷尔德林和德意志的命运

荷尔德林的诗歌可以理解为他对康德哲学的意义和可能性的回应,他所创造的诗歌有两个目的,一是构造并传达启蒙哲学神话,二是塑造一个民族神话:让德意志成为哲学民族。正是在这个根本意义上,海德格尔才会把荷尔德林视为领会此在本质的德意志诗人。《许佩里翁》之所以以希腊为哲学开端,是因为希腊人对整体或者"一"的哲学规定,但希腊人的哲学思考必须经过康德哲学所养育的荷尔德林的消化,才能创造新的哲学民族——德意志,这就是荷尔德林的德意志命运。这一命运是否能够成功,首先取决于他启蒙人性的努力是否成功。但是,既然是重塑的自然,就至多是"第二自然",而非自然之为自然本身。

诗与思:存在的道说和倾听——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诗歌的目的是要探究存在之真理,显现存在的意义。他对荷尔德林诗歌的前理解是“存在之思”。在“存在历史”的意义上,他把荷尔德林诗的道说中还“没有被人听到”或“未曾言明”的东西“说”了出来,重铸了其内在的意蕴。这种非审美的诗歌阐释,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运思批评的必然。

荷尔德林与惠特曼诗学中的希腊理念

虽然荷尔德林与惠特曼之间并无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但是,他们对诗人与哲人的理解,对诗歌与哲学价值的规定,对生命与理性的执著探索,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追溯其思想根源,可以发现,希腊理念或希腊文化传统,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荷尔德林与惠特曼的诗歌与诗学,事实上,这种希腊传统是西方诗学思想的根本精神所在。

荷尔德林的“哲性诗学”与海德格尔的“诗性哲学”

十九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和二十世纪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一个在他的诗歌中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哲理,一个则在其哲学中道出了诗意化的人生理想。作为后来者的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推崇备至,其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可谓深刻精辟。荷尔德林的"哲性诗学"与海德格尔的"诗性哲学",两者以不同的方式言说了同样的人生真谛。

“绝对自我”的悖谬:提坦、费希特和辛克莱的叠影——《旭培里昂,或希腊隐士》中阿拉班达的精神形象

荷尔德林的小说《旭培里昂,或希腊隐士》中阿拉班达精神形象具有多重隐喻。首先,从阿拉班达提及的柏拉图《政治家篇》出发,追溯人类自主和历史观念起源之关系,印证其精神形象中提坦的隐喻。其次,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原理论证其行动哲学的依据。最后着眼于阿拉班达的实践,联系雅各宾派、辛克莱代表的激进的德意志青年,揭示为理性而战的暴力乌托邦陷入人类自我意图而失败。这或许是小说中"涅墨西斯"之名的双重暗示——"愤怒的正义"的"惩罚"。

巴别塔之后的精神返乡——论《波多里诺》与荷尔德林诗歌思想之融通性

巴别塔是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它既体现了上帝变乱人类语言的惩罚,也暗示着言说完美语言的伊甸园之存在。重回伊甸园是从古至今很多哲人与诗人笔下潜在的冲动,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精神匮乏的今日,人们愈发感到科学理性已将人类带离始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翁贝托·埃科的小说《波多里诺》中所表达的返回始源的愿望与遥远的荷尔德林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为此,在探讨其语言变乱所带来的繁复可能性基础上,比较埃科与荷尔德林在精神返乡上的共同追求,反思人的异化存在,彰显二人在不同时代对文明危机相似的思考。

“草原”是海子诗歌中被忽略的精神源--以皮尔斯符号学为方法

草原书写是海子诗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长期研究中,它处在被遮蔽或被弱化的状态。同时,对海子命运过度解读和关注,使得他的乡村书写被神化。重读、细读其文本,可发现草原是海子重要的精神源。草原书写的驳杂与多义,更多的符号解释项功能,更能代表海子诗歌美学的成就。以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为视角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海子的草原书写一方面承载了大量的荷尔德林式元素,也寄托着但丁、歌德式的史诗命题。正视草原书写的价值,就是正视海子的多样性。

渊明隐逸 诗意地栖居

渊明隐遁,古来多评,仁者见仁,异见迭出。文章从海德格尔的观点切入,倒也新鲜。

“运思”:通往荷尔德林的“诗思”之路——对一种批评的再批评

"运思"作为德国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哲性思维,经过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转化为一种诗性思维。所以"运思"就成为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一种"阐释"策略。从这种策略中我们可以窥见到海德格尔这种"运思"的批评实质。

基于鉴赏与翻译的德语诗歌教学实践探析——以荷尔德林的《浮生之半》为例

为了优化基础德语课堂教学内容,将德语诗歌引入教学。通过诗歌的鉴赏与翻译不仅可以提升德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外语和母语水平,还可以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跨文化意识。以荷尔德林的诗作《浮生之半》为例,探索以鉴赏与理解、阐释与翻译为主要教学手段的诗歌教学实践,教学内容涉及诗歌的形式、音韵、修辞、背景、意象、主旨等内在要素,并着重强调中德语言的对比和文化差异,提倡充分调动学生作为诗歌读者进行个人解读的积极性,以及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海德格尔论此在之诗意栖居——以《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为中心

存在遗忘、神性隐退以至上帝隐匿的虚无主义时代里,海德格尔毕生所思的问题是:如何唤起人对存在本身的追忆?如何适宜地安置人(此在/Dasein)的栖居?至迟从1934年起,荷尔德林诗成为海德格尔运思的决定性推动力。以《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为主要考察对象,关注海德格尔疏解荷尔德林诗时阐发的"微言大义",分析这种"微言"的形成和推衍,以图窥视海氏"大义"的精神品质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