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社会记忆建构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形成的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支撑着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不断前进。以社会记忆和符号学理论为研究视角,构建由发送者、信息内容、指称对象、编码、传播介质和接收者等要素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社会记忆符号系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也是推进政治认同、情感认同的一种必要实践途径。符号发送者依靠自身优势进行信息整理,并借助符号的编码程序进行筛选、解码和再现,将信息以显性的形式传播给符号接收者——广大人民群众,引导他们感悟信息所表征的指称对象,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社会记忆建构。

国家治理场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谱系、建构逻辑与实现机制

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政治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作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这个社会”这一问题的中国方案,社会治理共同体必然会成为彰显“中国之治”制度优越性的现实图景。从理论的历史谱系来看,当前中国场域中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之根是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理论之本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之用是西方共同体思想。国家治理场域中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遵循了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历史逻辑,秉承了从综合治理、协作治理到共同治理的现实逻辑,彰显了社会自治、社会法治与社会德治的未来逻辑。国家治理场域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通过“认识论”升华来重塑社会治理结构,需要通过“方法论”升华来重造社会治理过程,需要通过“价值论”升华来重置社会治理目标。

基于多维度谱系的文献著者社会网络模型研究

基于图书馆2.0系统构建文献著者的家谱、籍贯谱、学业谱(著者的学习经历)、从业谱(著者的工作经历)、学术谱(著者的各类型文献产出)等的知识库,旨在更深入地了解文献著者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以形成特定的社交群体和核心人群(同族网圈、乡亲网圈、学术网圈、同学网圈、同事网圈),扩展图书馆发展的新思路。

社会生态学的谱系比较及发展前瞻

社会生态学研究存在两个主要谱系。对社会生态学两个主要谱系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二者在有机整体世界观、肯定理性对解决生态问题的作用、分析生态问题的社会视角三个方面的一致性,以及在理论分析方法的侧重点、理论定位、理论贡献与实践影响三个方面的区别。两个谱系的一致性与区别对展望社会生态学的发展趋势、正确定位和推动中国社会生态学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心态研究的学术谱系与主要议题

梳理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视角下的社会心态研究,从学术谱系和理论渊源、概念结构、测量路径、生成机制、主要议题等方面归纳了现有社会心态研究的成果。已有研究的共识体现在社会心态具有宏观性、动态性、突生性的特征,并具有多层次的结构;社会心态的时代特征与变迁历程、不同阶层心态的调查研究以及社会心态培育路径构成了既往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如何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推进社会心态研究的深入,并恰当展示对国家治理的政策价值,仍有待进一步的突破。

弗里德曼为什么只重视中国宗族的功能而忽略系谱——兼论作为一种福利制度的中国宗族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把中国宗族看成一个控财单位而不是一个系谱单位,引发了海内外中国研究领域中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弗里德曼之所以重视中国宗族的功能因素而忽略系谱,除了秉承非洲世系群研究中的corporation概念外,一是他要面对二战后英国的福利问题,所以他按照西方人类学惯例做了跨文化研究为自身社会提供智慧;二是他想与非洲世系群特征相区分,因为强调世系不容易把中国宗族与非洲世系群区别开来;三是有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人民实践经验的支撑;四是通过中国宗族集体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和消费理念以批判西方个体主义,并达成对西方搭建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社会运转机制的反思。弗里德曼从福利学的角度解读中国宗族的这一纬度应该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对中国当下福利制度忽略了本土资源有重要提醒作用。

谱牒:记录中华历史文化的又一宝藏

谱牒是人类对其自身繁衍谱系的理性认知,谱牒的编撰形成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以《世本》为代表的先秦谱牒,为正史编纂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谱牒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堪称家族历史的全面记录,其缺欠是女性资料较少登载。谱牒修纂的流弊是在追溯远祖世系时多攀附名贵,但亦存在不援古、不攀附、重考证、重事实、断自可见之世的成熟之作,这是中国古代谱牒史上的主要流派。对各种谱牒须加以分辨,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至今存留于世数量巨大的各类谱牒,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之一。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三大文献体系之一,谱牒保存了其他任何文献都没有记载的珍贵史料,堪称记录中华历史文化的又一宝藏。

从“历史科学”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演绎程序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生成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至列宁“社会科学”与毛泽东“哲学”“社会科学”并用,再从“哲学社会科学”至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演绎历程。这些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并非偶然和无序,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在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上的逻辑展开,是以一定的程序方式呈现出来的概念谱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与经典作家的“历史科学”“社会科学”等概念既一脉相承,又是这些概念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

政治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稳定问题新探——从政经异构、阶级谱系、社会差异理论出发

立足于社会稳定这一焦点问题 ,分别从政治与经济的异构、阶级谱系的非常化、社会差异的极大化三个不同崭新的理论视野予以透视。通过理论的分析 ,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当前社会稳定问题无不与此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注异构规律 ,认识阶级谱系 ,缩小社会差距。

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客家族谱的社会功能变迁

客家族谱是记录客家宗族世系和重大事件的谱表文书,对客家民系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客家族谱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这些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的变化本身就反映着客家人朴素的博弈理念。

明清徽州社会风俗初探——以《康熙周氏家谱》为例

明清徽州地区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区域社会,其社会风俗丰富多彩。而家谱在其社会风俗的形成和发扬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以《康熙周氏家谱》为例,对明清徽州"重血缘"、"重品德"、"行孝"之风、"行善"之风盛行的社会风俗进行初步剖析,以此形成对徽州社会风俗的初探。同时,这些社会风俗被记载在家谱中,起到了约束和规范家族成员言行、巩固宗族统治的关键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的宗族烙印——基于中国家谱总目的研究

宗族是民族文化内涵的丰厚载体,是维系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纽带。本文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探讨宗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所在的宗族一方面通过教化,促使他们践行兼济天下的治理理念,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共同情感,增进族员的联结与互动。进一步研究发现,受到明清乡约化制度和后发优势的双重作用,宗族成立年限与企业社会责任呈U形关系。同时,宗族内部网络为企业家带来无形的社会资本,正向调节了“宗族—企业社会责任”路径。研究为洞悉宗族文化的社会及经济效益、探讨宗族传承的延续性提供了新的量化证明。

精神谱系视域下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逻辑依据、实践基础和文化根基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在精神谱系视域下审视伟大抗疫精神既有助于拓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化伟大抗疫精神的研究。伟大抗疫精神“何以形成”与其“是什么”和“如何弘扬”是同等重要且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何以形成”的探究有助于厘清伟大抗疫精神的实质以及提高继承和弘扬的针对性。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与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殊死搏斗中所体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又有自身丰富内涵与特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伟大抗疫精神的缔造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抗疫斗争的领导主体,党的领袖群体是抗疫斗争根本任务的提出者和根本方向的把控者,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各领域抗疫斗争具体策略的设计者和带头执行者,广大普通党员是各条抗疫战线的积极参与者和骨干力量。中国人民是抗疫斗争的基本主体,中国人民的抗疫诉求是推动抗疫斗争进行的根本动力,中国人民的抗疫智慧是抗疫斗争的基本要素,中国人民的抗疫行动是抗疫斗争的直接支撑。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抗疫斗争的理论基础,也是与国际国内各种错误言论进行斗争和交锋的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优势是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底气和信心,也是党和人民团结抗疫所维护与坚守的对象;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逻辑依据。党和人民用实际行动铸就伟大抗疫精神,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将对祖国和同胞的感情具体化为气壮山河的抗疫行动,中国人民严格自律的抗疫实践、守望相助的抗疫实践、舍生忘死的抗疫实践共同构成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华文化深深滋养着党和人民,党和人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从革命文化中汲取战胜困难的思想精华,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抗击疫情的力量,中华文化是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文化根基。深刻理解伟大抗疫精神的形成,强化战胜疫情的精神支撑,对于夺取抗疫斗争和新时代伟大斗争全面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理论谱系、模式嬗变及实践向度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在十四五规划“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的时代背景下,突破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之桎梏,必须以历史为源头厘清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思想演进与治理脉络。理论导向下的历程分析呈现了民族地区治理思想“华夏一统观—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演进。实践导向下的脉络梳理则彰显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乡规民约模式—互助共同体模式—行政国家模式”的三维转化。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总格局的时代语境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之优化须遵从以下路径:其一,重构治理主体,从“管理”转向“治理”,实现“一元主导”向“多元协同”之转向;其二,重塑治理流程,促成多民族整合互嵌,推进“碎片管理”到“系统整合”之转变;其三,重置治理目标,以人为本,达成“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之转换。

基于宗族结构的聚落形态研究——以义乌倍磊陈氏聚落为例

借助族谱等民间文献的历史信息,并结合田野调查与形态学分析的方法,可以对宗族社会结构的发生发展过程与聚落分布形态演变过程进行历时性考察.文章以婺州地区典型的宗族聚落为例,还原了从倍磊陈氏在倍磊周边村落落脚,到迁入倍磊村,再到逐渐占据整个聚落的过程,并将倍磊与周边村落,以及祠堂与其他民居建筑视为整体,发掘其与宗族结构的关系,从而建立对聚落遗产价值完整性的理解.

揭秘彝族的谱系文化

彝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云南、四川、贵州及广西等省和自治区,全国的彝族人口有800多万,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最集中的彝族聚居区域,这里传承和延续了彝族最为古老的生活习俗,保存了彝族最为完整的文化传统,这些与彝族的谱系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彝族的谱系文化进行了展示和揭秘,认为谱系不但是维系彝族原始血缘的纽带,而且是记载彝族历史的珍贵档案,最后谱系还是维护彝族社会制度的重要形式。

重视家谱整体研究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阐述了家谱研究的意义,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重视家谱信息化、理论化、民族化、经济化等研究的重要性。

年鉴资料搜集原理之浅议 资料搜集的先决条件——社谱全息格式化式认知模式建构

通俗地讲,社谱(社会谱系)全息格式化式认知模式建构就是指,在年鉴资料搜集前,对年鉴所指(所要反映的)对象(客观社会现实)进行认知科学的整体化思维、自然科学的量化处理以及编辑学上的逻辑化架构前的思维导图构建。综合年鉴只有在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全面深入了解部类行情,科学合理地构建形式上的框架结构与内容上的要素结构,才能真正做到对年度资料的有效搜集与精要整合,成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夏尔巴人“骨系”认同下的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

根据对中尼边境樟木镇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论述了夏尔巴人的骨系观念、骨系认同下规定的婚姻与亲属关系,以及通过象征仪式形成的多层次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研究表明,骨系认同是夏尔巴社会人群结合的重要纽带,所建构的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适应了中尼边境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同时在全球化趋势下这一社会结构更表现为族群认同与地域认同而得以延续。结论对进一步探讨跨国界生存的夏尔巴人亲属网络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边境社会等问题有着良好的铺垫。

明代宗祧继承制度探微——法律、观念与社会变迁

作为中国古代身份继承制度的核心,明代的宗祧继承制度既保留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亦有所发展,特别是其在家庭关系之外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强化。至明代中后期,宗祧继承所包含的"功利"与"人情"因素不断凸显,并带来了相应的法律变动。这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家庭关系的深刻影响;也折射出明代中期以来,"阳明心学"所引导的解放思潮在家庭观念领域对传统理学思想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