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年香港话剧创作研究

1949至1966年间,因为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香港话剧舞台出现创作落后于现实、剧本落后于演出的严重情形。但是尽管艰难,戏剧家仍然在努力地推进香港戏剧运动。他们创作剧本以延续香港话剧的血脉,他们开展学校戏剧运动以培育剧坛新人,从而在那个特殊时空中萌生了属于香港的话剧,对香港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港产TVB电视剧口语传播的三类模式及其演变动因——以香港回归以来为时限

TVB自制剧,在港产电视剧中最具影响力。其有声语言即对白、独白、旁白等是口语传播的重要研究对象。香港回归以来,此类语言所呈现出的"话语权演变"、"语言风格日趋‘师奶化’"和"‘金句’的语言表达",形成三类口语传播的模式并产生较大影响。分析导致这些变化的动因,是华语电视剧口语传播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试论香港话剧本土化的特征

本土化问题因全球化问题而产生,香港话剧在"全球本土化"的潮流中是一个典型的个案。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因素造就了香港独特的文化空间,香港话剧具有世界性、中国性和本土性。香港话剧的本土化特征是:坚持用粤语方言演绎中国剧、西方剧和本土创作剧,通过翻译剧建构"本我";最后在"九七"回归的过渡期完成本土化和主体性建构。

被殖民者的话语再探——钟景辉与60年代初期的香港翻译剧

钟景辉先生在 2 0世纪 6 0年代回国后 ,即立足香港剧坛引进西方舞台形。他推动的翻译剧浪潮 ,对香港戏剧的发展影响深远。对钟景辉先生的戏剧观念、翻译剧的呈现形式进行分析和归纳 ,有助于了解香港戏剧的历史 ,促进翻译剧的理论研究。

文化建设视角下的五六十年代内地与香港黄梅戏借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与香港的文化建设境遇与当下颇多相似。在多元文化交错博弈、文化事业举步维艰和文化产业远逊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形势下,五六十年代内地与香港的黄梅戏却蓬勃发展、影响深远,衍生为重要文化现象,对两地文化建设功不可没,其成果与不足对当下我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研究认为,五六十年代内地与香港黄梅戏,在人才集中、制度革新、艺术改编和对外传播上均做出重要探索并各有侧重,其共同繁荣昭示民族文化的强大离不开传统文化给养;文艺的人民性依然极具现实意义;文化产业的良性运作需要持续不断的高质量艺术作品支撑。

黎民伟与早期香港进步剧社

黎民伟是中国早期电影一位重要的拓荒者。在从事电影事业之前,黎民伟最喜爱的还是戏剧。在中学时代,他就积极参与早期香港进步剧社的革命活动,并以演文明戏的名义,与其他人一起将枪械装进戏箱,冒着生命危险运往广州,支持广州起义。后来他又将文明戏首次搬上香港银幕,开创了香港电影"导人向善、重人伦"的优良传统。

两条腿走路剧场:香港话剧的生态

在市场经济和流行文化的当前,香港话剧如何应对冲击?答案是两条腿走路。在经济的范畴,一方面接受政府队文艺团体的资助,另一方面有呼应政府"用者自负"的要求,积极开拓市场,把话剧资产化,不得不迎合观众的口味和要求。在文化的范畴,话剧结合高雅与流行文化的因素,或从高雅迎合流行文化的要求,或从流行文化出发,提升到高雅的层次。香港话剧竭力再发明自己,不断求变,以创造可行的营运生态。

从简约主义到叙事主义——邓树荣的剧场空间探索

20世纪90年代,香港陆续出现认真而高水平的,带有对剧场美学本质探索的戏剧演出,十多年下来,不少人都卓然有成,呈现了宽广的现代主义剧场美学,并开始衍生了可以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戏剧探索。这是别具文化意味的艺术实践,主流与另类共融、中心与边缘互渗,使香港本土艺术渐渐形成自己的性格。其中,邓树荣的艺术探索可说是最多元化、最自觉的。本文以他近年的实践轨迹为基础,尤其是他取材自莎士比亚《泰特斯》(Titus Andronicus)做的两个版本,讨论当代香港戏剧简约主义与叙事主义两个范式及其文化意义。

《以和为贵》比不上《黑社会》?——兼论香港电影的欣赏方式

不能同意赵卫防先生对《以和为贵》作出的判断,用"思辨"和"黑帮文化"来界说此片是一种不太合适的介入思路。从电影本身各形式因素来看,《以和为贵》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并不弱于《黑社会》。用西方电影和戏剧的观念来衡量、诠释香港电影并不一定是最佳和唯一的选择,由中国古典戏曲与香港电影在美学特征上的联系入手,是一个新颖且可行的选择,这种研究思路具有广阔的前景。

中国戏剧格局中的艰难发展和独特创造——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当代话剧创作综论

当代时期的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话剧,是中国话剧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发展的不同支流。本文将当代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话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分析了当代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话剧表现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发展,论述了当代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话剧创作从工具戏剧到人学戏剧的现代意识,从内在精神到外在风貌的民族认同,及其基于内涵表达而不断探索的审美创造。当代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话剧以其独特的内涵、艺术和文化而显示其边缘活力,补充和丰富了中国当代话剧的完整版图,但也存在需要警戒的问题。

重绘亚洲电影工业版图:亚洲电影节与香港电影(1954—1964)

亚洲电影节是冷战背景下亚洲范围内最重要的电影节,也是亚洲各国及地区进行电影交流、合作和竞争的舞台,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在1954—1964年间,以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和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香港制片机构,通过积极参与亚洲电影节,塑造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并逐渐成长为亚洲电影的主导性力量之一,最终改变了亚洲电影工业的格局。香港电影参与亚洲电影节的历史,体现了文化冷战中商业、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

中国剧运影响下的香港话剧

香港话剧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深受中国剧运的影响,形成现实主义和启蒙传统,政治性和启蒙性是其两大特征。这既有社会现实意义,也形成了特定的美学框架。

香港《译丛》与中国戏剧的对外深度译介

香港《译丛》(1973—)是对外译介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主力军之一,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戏剧是其重点译介的体裁之一。数十年间,《译丛》选译了34种不同时期的中国戏剧代表作,并刊登了8篇中国戏剧的评介性文章。《译丛》以域外读者对中国戏剧文化的有效接受为准绳,进行深度译介。在译文之内,通过音译、近似翻译、描述性翻译和背景翻译,忠实传译中国戏剧文化;在译文之外,副文本是助力深度译介最重要的手段,中国戏剧专论、译注、导言和插图进一步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跨文化传播力。《译丛》的深度译介策略为中国戏剧“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