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电影中的公屋情结:空间形式与意识建构

在香港地区的城市规划中,公共房屋(以下简称公屋)占据了显著位置,其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还逐步演变成了香港地区特有文化的象征。从空间形式角度探析香港地区电影中公屋的不同呈现,并结合电影理论和空间理论,分析香港地区电影中的公屋情结和香港地区本土意识的互构关系。

中产阶级文化想象的构建——论“电懋”国语时装片中的都市空间

20世纪“电懋”公司的国语时装片展现了多样的、现代化的都市空间:机舱/机场作为一种流动的现代空间,满足了观众对于现代职业和旅行的想象;夜总会/舞厅不仅是娱乐场所,还是女性想要获取主导权的“性别战场”;客厅则处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是资本主义伦理的集散地;从文本内到文本外的影院则提供了一个女性可以参与其中的“公共领域”。这些“电懋”电影中展现的都市空间共同组成了当时中产阶级的生活版图,并构建了观众的中产阶级文化想象与身份认同。

疾病隐喻·身份焦虑·本土指涉:近年来香港地区警匪片的叙事策略

《拆弹专家2》《怒火·重案》《神探大战》是近年来香港地区警匪片的代表作,在创作策略上具有一些相通之处。一方面,疾病是理解三部电影文本的一大维度,无论是断肢所导致的身体残缺,还是罹患精神疾病的身心折磨,都为观众提供有别于主流英雄的另类形象。另一方面,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三部影片的主人公命运多舛,面对气焰嚣张的反派角色,他们常处于下风、孤立无援,复杂的过往经历也使他们存在一定的身份焦虑,需要面临内心深处关于善恶是非的频频拷问。此外,三部作品具有一定的香港地区本土指涉,以典型的香港地区都市空间和地标性建筑为故事背景,不但细致烹煮地道“港味”,探讨的议题也呈现出更加全球化的倾向,展现了香港地区电影人对于警匪片创作空间的叙事开拓和积极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产业区域协同机制与路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产业发展程度同城市经济指标水平成正比,可以分为核心圈和外核心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产业区域协同对湾区产业经济发展、优质文化内容供给、港澳居民身份认同等方面具有多重意义。在电影产业领域,区域协同是对辖区发展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地再结构化过程。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产业发展现状,通过梳理其在区域联动、社会制度、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现存短板,提出“点—线—面”三位一体的创新路径,以期促成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产业区域协同新局面,实现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抗战时期内地电影在香港地区的传播及影响——以港版《申报》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后期,抗战的全面爆发促使内地电影进入香港地区传播的活跃期。港版《申报》通过大量内地电影的海报与影讯,在活跃香港地区抗战文化的同时,促进了内地电影消费中心的南移。在港版《申报》的呈现中,上海“孤岛”商业片与大后方抗战宣传片共同形成了内地电影商业与宣传并存的艺术类型与风格。港版《申报》也分别采取了推广与动员平行的传播策略。内地电影在香港地区的影响折射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投身抗战的文化景观。

译介与重建:20世纪80年代香港地区影评期刊的理论发展

经过《中国学生周报》《大特写》的理论译介铺垫,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双周刊》对西方电影理论的引介,与中国内地及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乃至对外国意见的吸收,都达到最开放包容、最成熟的阶段。影评人不满足于译介,而是用译介的思维建立一套基于香港地区本土、乃至中国的电影美学。由此,以林年同、刘成汉为代表的影评人消化西方与中国内地电影学体系的话语,乃至理论范式,并在现实情境中勾连知识与经验的脉络,最终统合为一套体系性的知识生产。

基于周星驰电影主创人员合作的区域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以1980年以来周星驰的98部影视作品为基础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电影主创人员合作网络及其形成的区域空间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电影主创人员合作网络的发展呈现三个阶段,且周星驰在合作网络中由边缘走向核心;在空间上,基于主创人员合作的区域空间结构呈现由香港地区向中国内地及海外扩散的网络特征,其中香港地区为网络核心,度中心度最高,其次为广东、上海、北京和中国台湾;在时序上,区域空间结构表现为由香港地区逐步“北上”中国内地的过程,并伴随合作网络而逐步扩大,并且影视公司属地在空间联系中“北上”的特征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从空间邻近性、文化同源性、商业导向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

《神探大战》:心智游戏电影与港式警匪片的新变

韦家辉的《神探大战》继承香港地区警匪片的类型传统,与近年来诸多成功影片共享着若干元素,又在叙事模式和人物关系上体现出原创性。他编剧/导演的作品可被视为埃尔塞瑟的“心智游戏电影”,几部影片的侦探角色均有精神创伤和进入他人心灵的能力,这些因素有效地推动情节发展。在《神探大战》中,主人公与反派角色构成互相包蕴的镜像关系,叙事回溯性地呈现出拓扑嵌套的两种结局,使得电影兼具出色的观赏性和一定的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