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tain's Hong Kong Policy in Recent Years Changes and Assessments

The UK has been keeping a close eye on Hong Kong,not only because of their traditional historical links but also to maintain its ow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With Hong Kong undergoing rapid changes in recent years,the UK's policy on Hong Kong has also made some adjustments.It still calls on restar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and trying to use Hong Kong to expand trade in China an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In the future,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UK's policy on Hong Ko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hina-UK relations.

接触与遏制并重:美国涉港金融制裁考察

美国涉外金融制裁可分为“因事而制”与“因国而制”两大类。前者的特点是制裁的具体事项源于他国而非涉事主体本国的问题,且美国国会、白宫及财政部没有颁行和实施针对涉事主体所在国家的专项制裁法令及项目。后者的特点是涉事主体因其“国内问题”遭受制裁,此类制裁不仅立足于国会的专项立法及总统令,而且依托于针对涉事主体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特定项目,有关国家或地区作为整体意义上的涉事主体,成为实施制裁的主要参考变量。本文经过系统考察后认为,美国系列涉港立法及专项金融制裁项目的开启并非“修例风波”促动的偶发事件,而是美国强化对华遏制战略需求使然。新法案及新项目的出台推动了“因事而制”的既有涉港制裁趋向于“因国而制”的转变,打压的重点随之由非政府领域转向政府核心部门。“因事而制”主导、“因国而制”跟进,将是美国未来涉港金融制裁的主要演化趋势,其背后的主驱动力是美国接触与遏制并重的涉港战略布局,这是美国对华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鉴于人权标准、内涵及外延固有的不确定性,关涉中国香港的“人权问题”仍将是处于“软对抗”状态的中美两国未来战略博弈的重要竞技场。但是,面对针对中国管辖下的自然人、法人实体和公权力部门的不合理制裁,中国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殖民主义心态影响下的英国外交决策 --中英交涉驻中国香港官方代表问题始末(1841-1978)

自英国侵占中国香港以来,为方便会同港英政府协调处理商贸、防务、人员流动等事务,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尝试在中国香港派驻官方代表,但均未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向英国提出在中国香港派驻中国官方代表的要求。随着中英两国关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双方反复交涉,英国最终让步,默认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中国政府派驻香港地区的具有官方性质的代表机构。如何界定中国驻香港地区官方代表的身份头衔与职责权限,是中英交涉过程中的焦点。英国之所以一再阻挠中国设立驻香港地区官方代表,主要是出于固守其在中国香港的殖民利益、维护其在中国香港的殖民统治秩序的心态导致的;其根本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联系,削弱中国政府对香港地区的影响力。

抗战期间中英香港问题的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国民政府借此机会试图解决香港问题。出于不与英国交恶的考量,国民政府并未要收回整个中国香港,仅在中英新约谈判中向英国提出收回新界。在两国交涉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虽然积极争取美国的支持,但英国直接拒绝将这一问题列入议题。而在新约签订后,国民政府虽没有放弃努力,但始终缺乏坚持到底收回新界的决心和手段,又受制于国际局势的压制,面对美国支持英国重占中国香港的局面,最终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放弃了收回中国香港的要求。抗战期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交涉的全过程,体现出国民政府难以跳出民国外交“始争终让”的规律,说明其难以超越民国外交的半殖民性。

内地与香港关联方披露会计准则的比较研究

内地和香港加强会计合作并实现会计准则等效,是两地的共同愿望。本文通过对两地的关联方披露会计准则的比较研究分析,发现香港准则比内地准则对关联方披露的要求更严格、更详细,披露的整体质量和效果也要比内地的情况好。同时,由于内地准则披露的不到位,内地公司通过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和可能性更强。最后根据比较分析结果,提出对我国关联方披露会计准则的完善建议。

美国智库对香港问题的认知及其影响

智库影响着美国决策者的政策偏好和政策选择,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决策过程。总体上,美国智库通过推动官方涉港问题倡议、发布涉港问题研究报告、参与召集涉港问题活动、接受媒体涉港问题采访、出席国会涉港问题听证等方式介入香港问题。美国智库在香港问题上的"积极作为",某种意义上间接扮演了压力集团的角色,影响了美国官方的对港政策,干扰了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并对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造成负面影响。但是,美国少数智库学者对香港问题的理性、深入分析,也有利于我们从国际层面认识"一国两制"面临的挑战。美国智库在党派属性、政治立场、议题角度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使其对香港问题的介入也存在差异。中方应利用美国智库这种影响力与认知差异共存的"二元性",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把握美国对港政策的趋势,有效降低其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规则及其法律调适和完善

美国以香港存在民主问题为由,对华实施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缺乏实在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这是美国对中国香港内政的不合理干涉。我国《反外国制裁法》旨在用国内法律调整与外国制裁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提供立法保障。我国《反外国制裁法》所实施的单边制裁与美国依据其国内法而实施的涉港单边制裁有本质区别,前者有维护自身主权及友好国际关系的正当立场,符合国际法要求,后者不仅没有任何正当立场,还违反了国际法规则。我国可以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确立反制权利,制定反制清单及反制措施,设置法律保护屏障。

香港与祖国内地双赢的经贸关系——纪念香港回归祖国七周年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经贸工作中均按《基本法》办事,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两地遵循国际经贸活动的规则和惯例进行经贸往来。内地经济的发展为香港经济提供了新的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为内地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两地经贸关系促进了双赢的共同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港澳台地区音乐发展及其与祖国内地音乐发展之关系

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音乐都享有大致相同的政治及文化背景,都发轫于同一个时期。"二战"后,在"多元化"的新格局中,港澳台地区和祖国内地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一方面,随着科技、通讯等的突飞猛进,中国这四个地区的经济也别无选择地进入了"全球化"的轨道,并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以"反恐"为特点的局部战争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对这四个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威胁。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改善,祖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音乐文化事业必将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在发展过程中,值得审慎和思考的是如何解决各种新矛盾。首先,从祖国内地和"光复后"的中国台湾省讲,音乐文化的发展仍一直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其次,祖国内地幅员极其广阔,又经历了几千年多民族的反复交融,已经逐渐形成比较牢固和独特的民族传统。在当前世界"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还是愈来愈丰富多彩、更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希望和要求的。再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音乐艺术的发展必须倚靠大量本民族优秀音乐家的努力。这一点,祖国内地几十年来的努力可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相形之下,我们的台湾省次之、香港特区取得的进步值得重视,而澳门特区则刚刚起步不久。我们相信光明的未来必将实现,期待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美好前景,必将以更加灿烂的面貌光照全球。

从东北振兴迈向东北亚大同:试论东北振兴计划与“中韩港”合作

全球化时代的东北振兴不仅具有重要的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意义,还有重大的国际和地区战略意义,"中韩港"三边合作,对于从东北振兴迈向东北亚大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朝核问题成为影响东北亚和平稳定的主要因素,在六方会谈框架下,中韩双方在维护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局势的稳定方面积累了合作的经验,两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中韩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拉动内需防止经济发展势头中断,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区也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空间,而东北振兴计划能够为解决上述矛盾找到出路。中国东部跨越、中部崛起、西部开发都离不开东西和谐、南北合作。"中韩港"在振兴东北问题上的合作如果奏效,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向该地区,从而为该地区的稳定繁荣打下进一步的基础,为通向东北亚大同创造必要的条件。

港台社会保障政策专题

自开埠以来,中国香港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实践、发展,已日趋完善。通过对中国香港立法与政策变迁过程的整合和梳理,可以将香港社会保障政策的变迁划分为1970年以前社会保障从无到有的萌芽时期、1971—1990年社会保障制度全新发展时期以及1990年至今香港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时期。每个时期的政策和立法都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对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九七”以后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展望

香港回归后，香港经济转型与内地经济合作关系更具有可能性，香港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九七后“大香港”经济圈的建设将使香港与内地唇与齿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促进内地经济发展中香港将进一步发挥“金桥”作用。同时，香港将以广东为大后方，与华南珠江三角洲地区更紧密地结合。

战后国民政府涉港事务处置个案研究——以张添祥事件为例

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争取香港主权的努力遭遇挫折,战后英国重返香港,中国在涉港事务中试图积极应对,争取国家利权。1946年12月3日,中国内地与香港边境的文锦渡发生一起英军越界开枪事件,造成宝安县居民张添祥死亡,即"张添祥事件"。事件发生后,广东地方当局和民意机构主张强硬外交,积极组织援助;国民政府外交当局亦介入善后,在民意舆论的压力下展开外交维权。最终,张添祥事件不了了之。

英美对港政策的比较研究——基于大国博弈、国家利益与外交传统视阈

通常认为,英美对港政策受英美特殊关系影响,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但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当前政策的梳理和对比发现,英美在香港问题上的对外政策有各自的特征和规律。英国在对港事务的干预上呈现出渐进性、灵活性、回应性的特点,而美国在对港政策上体现出明显的介入性、对抗性、遏制性。从产生差异的原因来看,首先,英美两国在以权力政治为主导的大国博弈中存在物质性权力、对相对收益的预期和对香港地缘政治特性的判断等方面的差异;其次,英美受各自国家利益驱动,其对外战略目标定位和香港问题在国家利益中的层级有明显区别;最后,两国不同的外交传统和战略偏好也对各自对港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可以看出,未来英美对华关系的调整将继续深刻影响各自对港行动路径。

论最低工资制在香港实行的可行性

最低工资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长期成为工运组织所争取的目标。香港工人在几乎没有议价能力的情况下,应否实行最低工资制成为近些年争论不休的话题。根据香港社会状况、经济模式、劳资关系、劳工问题等实际状况,短期内香港还没有足够条件实行最低工资制。

民进党当局借“修例风波”对香港地区事务的介入:手段、动机及影响

2019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借助香港地区“修例风波”,通过公开支持“反中乱港”行径、调整涉港政策为“港独”分子提供庇护、驻港机构直接介入等方式持续介入中国香港事务。民进党当局借助“修例风波”介入中国香港事务的动机主要在于攻击“一国两制”,谋“独”拒统、进行选举操作、配合美国对抗内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行为使台港关系和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加剧了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气焰,加剧了台海地区紧张的局势。防范和遏制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介入中国香港事务,要全面落实中国香港国家安全法和“爱国者治港”原则,打击中国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勾结外部势力的行为,压缩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介入中国香港事务的空间;要加强防范、遏制和反制“台独”势力介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多种手段,加强反介入的机制和能力建设。

中国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及其转变历程

本文以非洲香港华商网络为切入点,梳理并探讨近代以来香港地区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及其转变历程。从历史视角来看,香港地区在中非关系中经历了三种角色,分别是华工与贸易中转站、独立的商贸主体以及“一国两制”下的地方主体,反映了不同时期非洲香港华商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香港回归祖国后,在非洲的香港华商与中国内地华商逐渐融合,由此形成独特的非洲粤港澳商会及其商贸网络,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了重要的经贸支撑。香港地区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及其转变历程表明,香港地区与非洲的交往始终与祖国的荣辱兴衰紧密相连,而新时期中非全方位合作将为香港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试析1949～1978年新中国对港澳问题政策的制定及意义

港澳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对港澳问题政策的制定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暂时不动"港澳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50年代,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以"暂时不动"的方针指导对港澳的工作;六七十年代,进一步丰富了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的内涵。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港澳问题的政策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为实现维护国家主权、推进祖国统一的目标而提出的,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在祖国与“宗主国”之间:1945-1949年的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的本质是主权问题,战后国民政府曾设想收回香港,却未真正付诸行动,主要原因是受制于国际格局和自身实力。中国内战背景之下,国、共、英三方在香港展开博弈,英国实现了继续维持殖民统治的目标,而国民政府对英交涉挫折连连,导致自身合法性不断流失。在战后香港社会发展方面,由于港府纾解民生困境不力,激化社会矛盾,而中国政府介入又导致香港社会问题异变为政治问题,最终需要通过中英外交谈判解决。战后香港特有的政治格局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