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厢记》教学过程中对红娘形象的解读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中国古代戏剧文化中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以深邃的思想道德力量和精湛的艺术魅力风靡当时的剧坛。在《西厢记》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从红娘鲜明的性格——大胆泼辣、充满反叛精神入手,谈红娘不仅促成崔张二人的结合,而且勇敢地与老夫人进行斗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一被自由思想所支配的婚姻里,红娘始终是主宰着斗争进程的主要角色。用问题带动学生深入思考,能够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把握人物形象,同时也能让学生了解塑造人物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

崔莺莺的完美陪衬——金圣叹眼中的红娘

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说写红娘就是为了写莺莺,陪衬莺莺。红娘是莺莺内心真实情感的外化,展示出的是真实崔莺莺的另外一面。红娘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为莺莺打算,都以莺莺的感受作为考量的第一要素。《西厢记》通过对红娘的描写来反衬莺莺在追求自由爱情道路上的犹豫反复,以及突破礼教的困难,用红娘来歌颂莺莺的大胆与反抗。论文通过对借厢,琴心,拷艳三折中红娘形象的分析,找出红娘在《西厢记》中和崔莺莺之间的陪衬、衬托关系。

四位“新女性”与多元现代性的竞争

萧红、梅娘、张爱玲、丁玲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四位“新女性”,她们在五四新文化的浪潮下成长,但却怀抱着不同的观念,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她们个人的不同遭遇与作品的不同风貌,反应了五四新文化在发展演变中,显现出的不同现代性在现代中国竞争的不同面貌及其结局。“新女性”的遭遇与形象在1940年代文学作品中的演变,成为我们观察多元现代性如何互动的一个指标。对于四位“新女性”的遭遇与作品的不同风貌进行对比性的阐释,并非为了证明预设的“多元现代性”的存在,在社会的历史变动中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演变中带来的“不同现代性进路”的竞争场景,并对其具体进程展开探讨。

红娘和桃丽娜

红娘和桃丽娜分别是我国古代戏剧家王实甫和法国古典主义创作家莫里哀的作品主人公。两个形象光彩照人在她们身上闪耀着劳动人民机智、勇敢、爽朗和见义勇为的优秀品质的光辉。

略论《王西厢》红娘与《(亻刍)梅香》樊素形象的不同

《王西厢》和《(亻刍)梅香》分别塑造了一位血肉丰满的婢女形象——红娘和樊素。樊素形象虽本于红娘,但与红娘在人物关系中的身份地位、在剧中发挥的作用和各自表现出的精神气质与性格特征三个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首先,红娘具有侍候者与监视者的双重身份,樊素与小姐实质上则无明确的主仆关系;其次,在推动剧情向前发展上,红娘的作用和存在意义要大于樊素;最后,红娘身上更多地表现出作者生活时代市民阶层的价值观与审美情趣,而樊素则多了几分"文人气"。

论《娇红记》中申纯的形象

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书生题材的作品很多,有的是为了控诉科举社会的黑暗,有的是借书生的美好品质教谕世人,亦有借才子佳人的结合颂扬爱情者。明末传奇《娇红记》中的书生申纯亦是一个多样的书生形象,他的身上既有传统观念中科举入世、好德重义、忠于爱情的美好品质,同时也被作者赋予了适宜传奇表演的立体性格,这一人物的刻画相较其他书生形象更加真实生动,反映了晚明文学与艺术思潮的影响。

晚近以来昆剧《南西厢·佳期》演出变迁探微

晚近以来昆剧《南西厢·佳期》的演出变迁主要体现在搬演内容和表演方式两个方面。内容上,通过删改念白、转换曲词,突出红娘形象,集中人物戏份,为技艺的集中展现提供条件;表演上,通过改变装扮、丰富身段汇聚舞台看点,从而使得这折戏成为充分展现六旦特色的代表剧目。演出变迁的过程,实则是艺术集中的过程,体现了昆剧折子戏发展"聚焦"的规律。

新中国文学场域初建期的“隐身人”——以与张爱玲、周作人同台出场的梅娘为中心

在新中国文学场域初建之时,上海《亦报》大胆吸纳南北争议文人,使他们得以继续从事创作、维持生计,开辟了迥异于主流文坛的话语空间。《亦报》时期的周作人、张爱玲已得到充分的发掘,而梅娘等与之同台出场的文人至今仍处于"隐身"状态。梅娘1949年选择由台湾回归北京。在包括沦陷区作家在内的大批旧文人搁笔之时,梅娘异军突起,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中的另一多产期。通过梳理20世纪50年代梅娘在上海《亦报》《新民报晚刊》和香港《大公报》上的文学创作轨迹及其与主流话语的多样对话方式,可管窥历史转折时期文学生态、作家社会相之一端,并由此考察作家尤其是沦陷区作家如何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场域的构建。

论《西厢记》中红娘在崔张爱情中的作用

元曲经典《西厢记》中的红娘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角色。在整个故事中,随着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发展,红娘经过两次角色的转变,开始在行动上帮助崔莺莺和张生,发挥了她在崔张爱情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她虽只是一个婢女,但富有同情心、正义感,不计个人得失,机智勇敢,无论是在崔莺莺、张生面前,还是在老夫人和郑恒面前,她都没有一丝奴颜媚骨,与一般惟命是从的婢女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