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

文章在深究徽州“三洪”即洪榜、洪朴、洪梧的生平与学行的基础上,展示其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对彰显“皖派”学风及其通经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和启示意义。

蒲洪改姓考——前秦政权的合法性塑造

据史籍记载,公元350年,氐人首领蒲洪因“草付应王”一谶改姓苻。此事可能是附会。据《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等史料,早在350年以前,武都氐人中已存在以“苻”为姓的大族。三国时期,武都氐王苻健之弟苻双率四百户降于曹魏,可能被安置于略阳郡,成为略阳苻氏的先祖。中古时期,“蒲”“苻”音近,故史料中存在混用的情况。“草付”一谶及“蒲洪改姓”一说,可能是苻坚发动政变以后编造的,旨在借助蒲洪的权威,强化蒲氏一族的凝聚力,增强苻坚即位的合法性。苻坚不仅信图谶,且多次干预史书的修纂。改姓一说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被前秦官修史书采用,进而通过梁熙《秦书》、裴景仁《秦记》流传于世,成为苻氏一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葛洪与辞赋——以其创作中的辞赋化倾向为中心

葛洪在我国文学史、宗教和哲学史、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均有着独特地位。对于葛洪与辞赋的关系,目前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较少论及。本文试从葛洪的辞赋观和他在其子书《抱朴子》创作上表现出的辞赋化倾向两个层面,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家庭及家庭伦理建构——再读《红旗谱》

《红旗谱》在革命话语的遮蔽下隐伏着传统家庭伦理的叙述话语,在响应建立新的更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时代号召下,传统家庭制度对革命家庭的创建做了很大程度的妥协,或者说,革命家庭伦理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征用和仿照了传统家庭伦理的内核和范式,最终以对传统旧家庭的背离、革命新身份的追求和确立以及家国同构的形式创建出新的家庭伦理景观。

论《红旗谱》叙事的细节描写

梁斌对细节的描写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他创作的《红旗谱》叙事的细节描写是非常精湛的,充分发挥了细节描写的多种功能,而这种优秀表现则依赖于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记录、访问以及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学习和借鉴。

《红旗谱》:一种契约范型——《红旗谱》的叙述学分析

从叙述学的角度看,本文认为1、《红旗谱》力夺的叙述单位构成文本的功能层,推进文本的叙述流程,支撑作者的总体意涵;财夺的叙述节构成文本的迹象层,扩写文本的总体意涵;2、作者以毁约为支点,以契约双方经济关系的平衡与否构建文本的主框架,通过双方的契约行为的定义、方式、结果、目的和层次的异同,传达作者反权势和倚仗权势实施经济占有的总体意涵;3、正是这一总体意涵的顺利完成,使叙述单位1与叙述单位2构成了完整的叙述环链;叙述单位3虽然行为的目的略有不同,但其定义、方式、结果和层次与上述两个单元同一,且呈转了下文的叙述进程,三者应视为完整的叙述环链。

论《红旗谱》研究视野的变迁

《红旗谱》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在新世纪“红色经典”的改编热中,再次成为了人们注目的焦点。它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五十年代在革命真实的要求下,关注艺术与真实的关系;六十年代在“两结合”和“阶级性”的指导下,完成了思想意味、人情人性、民族性的深化;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对“文革”评价的反拨;到了九十年代,研究更有新的发展,在肯定《红旗谱》革命思想价值的基础上,呈现了横纵向比较和开掘新意蕴的趋势。

《西游补》的境外传播与研究及其学术理路

《西游补》在境外不仅流传较广,而且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研究最主要、最鲜明的学术理路,是移植西方理论来探求小说的文本价值与文化内涵。这种"他者"的眼光和视角,不仅给《西游补》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而且可为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借鉴。

从《红旗谱》到《白鹿原》:当代小说艺术的历史性飞跃

《红旗谱》与《白鹿原》分别是“文革”前的 17年和新时期具代表性的小说作品之一 ,它们体现了各自所代表时期小说创作遵循的审美规范和所达到的艺术水准 ,从后者对前者在艺术上的超越可看到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当代小说艺术出现这种历史性飞跃 ,既有时代发展的原因 ,又是作家艺术思维方式更新的结果 ;它说明只有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创作环境 ,广泛吸收中外作家艺术探索的成功经验 ,努力创新 。

析葛洪《抱朴子》中的伦理思想——以“自然之有命”为中心

伦理就是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当遵循的道理、规则或理则。关于这种规则、道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东晋道士葛洪所著《抱朴子》书中包含了丰富的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制礼数"的道德根据论、"自然之有命"的性情论、"习与性成"的道德教化论和"以道制情"的理想人格论,以"自然之有命"为核心,将其他三者贯穿,形成自己独特的伦理思想。

曹植的神仙方术态度——兼论《释疑论》是否为葛洪伪作

葛洪是东晋著名的神仙家和道家学者,其著述《抱朴子》中征引的《释疑论》一文直接关系到对曹植思想的分析研究,尤其牵扯到曹植对神仙方术的态度这一重要问题。深入考察文献资料,不难发现曹植的思想有着显著的变化过程,其生活环境和政治处境直接影响到了曹植的思想和诗文创作,对神仙方术态度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结合曹植生平综合分析,《释疑论》并非伪作,正是曹植后期失势思想转变倾向于神仙方术的代表作品。

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的史料价值

《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是洪翼汉于1624年出使明朝时所作,他以日记的形式,如实记录了朝鲜使臣在使行途中的遭遇及到达明朝后的所见所闻所感。这对于研究朝鲜使团出使时的心理、具体表现及明朝天启朝政、重大典礼、地方民俗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陈洪绶《娇红记》评点中的“怨”之思

明代陈洪绶曾在点评孟称舜的《娇红记》时,提出《娇红记》是一部“怨谱”。一般学者均将“怨谱”之“怨”与悲剧相联系,但实际上“怨”的内涵和来源更接近屈原“怨”的思想,并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他对《娇红记》的评点也多围绕着“怨谱”一说来展开,强调戏曲中强烈的情感和节义观念、重视真实和语言美等,对金圣叹的评点也有所借鉴。这与他的遗民经历和受儒释道三教思想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

试论香港古典诗社“璞社”之发展及其诗派趋向

本文就有作品树其楷模、有理论推波助澜、有同志闻风响应、有后人沿流承风四方面诗派条件述论香港璞社的发展。璞社作品量多类众,其每月诗聚、写诗对社员创作量有积极促进作用。璞社理论见于评点著作、文章、论诗绝句中,成员各有论见,呈现多面向、兼收并蓄的特点,但亦以"宜真宜新"而以坚实传统作后盾为诸成员之一贯理论核心。历来璞社成员中,来自浸大校内者约占六成,校外约四成,诗社定位已不限于校内。同时受璞社影响成员又向其后辈发挥多种影响。因此,璞社已具备了一个文学派别的实质,其发展成为诗派的趋向已相当明显。

葛洪对辞赋的贡献——以《抱朴子外篇》论葛洪的辞赋观

东晋时期的葛洪,虽然首先是一位学者、哲学家,但他对文学也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葛洪对辞赋再度繁荣起到关键性作用。通过其子书《抱朴子外篇》,可以考察他对辞赋的贡献是,理论上,提出了“古质今妍“、今赋远胜于古诗以及“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陆机和刘勰这两个大理论家中间架上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创作上,他发展了汉魏以来以赋作论(子书)的艺术手法,使得子书和辞赋的结合更为细密浑圆,而且加快了辞赋的骈文化进程。

扬州西山陈集林述曾及其家族事迹考

林述曾出生于扬州西山陈集名门望族林氏。阮元任浙江巡抚时,聘他为幕僚。后被大盐商江振鸿邀他去助鹾总之事。嘉庆十八年(1813),他被授浙江武康知县。他好梅,曾请奚冈绘《绕屋梅花三十树》,请王学浩绘《绕屋梅花图》,又请陈鸿寿刻“绕屋梅华三十树”朱文印。他与陈鸿寿的关系最为密切。他多次参加阮元组织的诗歌唱和。他好诗,著有《梅花屋诗存》。他有四个儿子,其中林溥、林鸿俱有文名。

论葛洪“宏邈淫艳”的辞赋观

葛洪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他有着多方面的贡献。他在《抱朴子·外篇》中提出了"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为陆机和刘勰架设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但是,葛洪毕竟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大前提,对他的辞赋观首先进行哲学探源,然后再进行文本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葛洪和他的辞赋观给予客观、合理的定位。

《红旗谱》与《白鹿原》叙述风格比较研究

论文从叙述风格出发,试图通过考察《红旗谱》与《白鹿原》对农村革命的叙述差异来解读历史。这种叙述差异主要体现在文章叙述的角度和侧重点、文章叙述的客观性、人物个性的塑造以及叙述风格方面。

清末民初时期的香港茶市——以《香港华字日报》刊文为例

《香港华字日报》是晚清民国时期该地区著名的商业报纸。本文通过对该报1898—1923年间刊载的有关茶业原始资料的爬梳和研究,希望能还原同期香港茶市情形之一部。

新建蒲虹公路过湿路基的换填施工技术研究

基于浦虹公路区域地质、构造、降雨和工程特征的分析,针对不同特点的过湿路段施用不同的换填方案。并相应地制定施工工艺、工艺流程和操作要点。实际工程表明,该换填施工技术符合相应的设计和规范要求,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