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花地馥荫园的历史与复原研究

乾隆年间行商潘振承在广州花地建造了一座名为东园的乡郊别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园归安海伍氏,易名馥荫园。关于这座行商园林,不但有大量诗歌、游记、书信等文字资料,还有全景横卷、外销画、照片等丰富的图像遗存。本文借此梳理该园在潘氏、伍氏两个时期的历史沿革,通过比照、分析各种历史图像,结合游园者的文字记载,复原馥荫园接近一半面积的空间构造与大部分建筑物的外观,并尝试探讨建筑布置、掇山理水、莳花植木等园林设计和经营维护过程中的细节。

十三行行商及其闽籍商人浅析

十三行行商作为清代官商,专营广东沿海对外贸易,与广州贸易体制相辅相成。追溯十三行历史,不难发现行商作为其主要群体,需承担缴纳赋税、监管外夷、捐输救灾、采办贡物等职责,在十三行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商来源及其构成复杂多样,然而闽籍商人在十三行群体中占据大多数,这一现象与明清之际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闽籍行商在十三行贸易中拥有较多的历史印记,同大多数行商一样,他们以乡缘为纽带共同致力于粤地贸易,创造出许多非凡的商业成绩。

乾隆时期广州公行首商蔡世文家族事迹考述——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六

蔡世文家族是清代广州十三行发展史上的重要家族之一,早在18世纪30年代初便参与广州的对外贸易,在祖孙德汉官、蔡仲官、蔡文官和Seequa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商行经历义和行、逢源行、万和行三次变迁,家族贸易实力从弱变强,从广州行商队列中实力较弱的小行逐渐发展成为十三行中的重要大行之一。家族杰出人物蔡世文(蔡文官)更是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出任广州洋行公所首商,成为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商业领袖。蔡世文家族在清代广州对外贸易史上活跃六十余年,对该家族三代行商的家世、商业经历进行详细考述,可加深对清代广州贸易史和早期广州十三行史的认识,为进一步拓展行商家族研究提供范例,从而丰富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内容。

还君明珠——探索历史图像中的广州行商园林

清代一口通商政策为广州十三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为满足商人日常生活、商业来往、外交应酬等需求的行商园林出现在广州及周边地区。这一类园林的园主多为十三行行商或与十三行商贸密切相关。园主常与外商接触,因而留下许多描述行商园林景观的珍贵画作及照片。鸦片战争爆发后十三行败落,如今行商园林无一保存完整,但大量历史图像记录了行商园林的辉煌时代。以图像学作为研究方法,从历史图像中对行商园林进行探索,可以填补行商园林实例的空白,完善岭南园林体系的研究。

清末的广州商人与香港

在清末,大批广州商人到香港经商、置业、投资,广州商业与香港息息相关,香港又是广州商人获得商业信息和新知的窗口、开展政治活动的舞台。广州商人与香港华商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两地的商人在经商、社会救济、政治活动中互相支持、合作,不少港商参加了广州商人的团体。但其时港商毕竟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商人集团,同广州商人也有利益的冲突。粤路公司风潮就是典型的例子。

清朝前期的商欠案及其解决

在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中,行商发生商欠的案例层出不穷,行商因商欠而破产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清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防止商欠案发生,但总由于未触及行商制度之根本而不见成效。清政府对破产行商进行严厉制裁,对行商欠外商债务积极予以偿还,但却对外商欠行商债务不闻不问,充分说明清朝政府对本国商民和外国商民政策的不平等。

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

文章通过对达成行商人倪秉发进行对外贸易的一些事例，对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广州口岸的外贸状况进行探讨，说明在新的贸易方式和旧的管理体制下，弱小的行商努力再三，也只有以破产而告终。

1760年西方商人对设立公行的抗议

1760年广州十三行商人在地方官府的指示下成立了贸易垄断联合机构——公行,招致西方各贸易公司商务代表——大班们的抗议。本文在深入研读荷、英原始档案的基础上,试图简要回顾西方各国大班如何协调彼此意见以及如何与行商及当地官员交涉,以应对公行的设立。

粤商园林海山仙馆的文化特色研究

分别阐述了清代三大商帮园林的基本特征,着重探讨了行商园林海山仙馆的历史文化成就,呼唤各派古典园林,尤其具有代表性、划时代性的海山仙馆的文化复兴,不仅体现出积极的现实功能价值,而且可以弥补断代园林,继往开来,实现人文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意义。

清末广州十三行行商伍氏浩官造园史录

清末广州十三行行商之首——伍氏浩官家族曾在广州河南、花地等地造园。这些花园在满足伍家奢华生活的同时,也是十三行外贸时期西方商人或本地文人士绅活动聚会最重要的空间场所,并因其风格独特、艺技甚高而成为清末广州行商花园的代表。尝试综合运用中、西文献史料,对伍氏浩官家族广州造园的历史脉络和艺术特点予以揭示,以贡献于行商花园乃至岭南园林的研究。

清代毛皮贸易中的广州与恰克图

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前半期，广州和恰克图都是清政府两个重要的对外口岸。就贸易对 象而言，俄国人独享在恰克图的贸易权，广州则是除俄国人外的欧美商人的天下。从两个口 岸的进出口货物和在两地参与贸易的行商与“西商”的经营手法上，可以看出在联系国内与 国际市场方面，两者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样，19世纪前半期对外贸易商品的历史性转变也明 显地影响到相距甚远的两地。

扬州盐商园林与广州行商园林比较研究

"扬州盐商园林与广州行商园林的比较研究"包括三个层次:扬州与广州的城市发展特点之比较,扬州盐商与广州行商特质之比较,扬州盐商园林与广州行商园林特色之比较;其中当以后者为重点,并以18—19世纪为时间区段。从比较中可获知共同的规律、把握各自的特色,为推动扬、广两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行商园林海山仙馆的文化艺术价值

本文拟就广州行商园林海山仙馆的时空范围略作考证，着重论及园林特色：较之岭南“四大名园”，不仅各有千秋，而且在更多方面、更大规模上体现出岭南地域性文化海洋开放性特色，如是具有更重要历的史地位。

十三行商与清代中期广州教育的发展

广州在历史上是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心。清朝中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商不仅在商贸领域起了重大作用,也对清代中期广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介绍了清代中期广州的教育状况,认为广州十三行商通过支持官学、兴办书院、兴设商塾、融入学界、引进西方医学教育等方面,促进了清代中期广州教育事业的发展。

行商园林海山仙馆的文化复兴

文章用比较法阐述了清代三大商帮园林的基本特征,着重探讨了行商园林海山仙馆的历史文化成就;呼唤各派古典园林,尤其具有代表性、划时代性的海山仙馆园林文化复兴,不仅体现出积极的现实功能价值,而且可以弥补断代园林、继往开来,实现人文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意义。

行欠清偿与近代中国外债的产生

行商作为清政府授权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代表,执行朝廷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策略,清政府对其债务负有担保责任。行欠源于中英贸易间商业信用,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走向前台,以军事服务经济侵略,要求清政府偿还300万两行欠,以维护英方的权益。清政府由债务担保方变为承担方,行欠由或有债务变为直接债务。行欠表面上是行商与英国商人的商务纠纷,其背后是中英政府之间的博弈。行欠经历了商业信用向国家信用的转变、商人私债向国家债务的转变,成为近代中国政府直接负有偿还责任的外债。

试论行商园林海山仙馆的历史地位

从商帮发展的角度介绍行商园林的历史背景,引出由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购置兴创并精心经营的著名行商园林——海山仙馆。其为岭南古典园林的高峰之作,既有古意,又有新创,具有水际安塔、碑林胜景、长廊高架、舟车游览的景观特点。海山仙馆在中外交往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外交、外贸活动的举办场地和在粤洋人被允许外出消遣的场所,且园主人还在此汇编、出版和收藏中西著作经典。故彰显海山仙馆精神灵魂、探索其艺术精华、复兴其文化景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澜书院与广州十三行商

在广东书院发展史上,文澜书院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是广州西关绅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时一个因缘际会下的附属产物,还是清代书院制度与广东书院文化发展下的时机选择,更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家族主动融入地方士绅圈和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着力举措。文澜书院不仅为行商带来投身地方公益的口碑与荣誉,为其赢得了在商言商、遇绅而绅的身份认同,更为行商家族实现"由商入仕"的发展战略提供平台与契机。

论晚清广州十三行的士商文化合流——以怡和行伍崇曜为中心的考察

广州十三行商人虽在晚清贸易中声势显赫,但"重仕抑商"的传统心理劣势,不得不促使他们在积极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开始十分注重士商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合流。以伍崇曜为杰出代表的怡和行南海伍氏,更是凭借汇辑刻印乡邦文献典籍的方式,大大推动了士商合流的社会风气。这对整个岭南文化的近代化进程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力。

广州海山仙馆的遗痕与遗产

文章以已湮没的清代著名园林广州海山仙馆为例,在没有实物遗存的情况下,从"遗痕"而非"史料"的视角出发,探讨已消失的园林及其遗产。通过园址、地形,以及中西游园者留下的图、像、笔记和游记等不同媒介的遗痕,分析历史上海山仙馆的择址、布局和主体建筑"一堂一台",讨论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对园林的差异性认识,并回顾海山仙馆衰败后,其遗痕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忽略、清除、再发现和被不断用于塑造荔枝湾景观的过程。文章认为已消失园林的遗痕传播与景观重塑过程中所形成层叠的历史记忆是其遗产价值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