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明代洪武纪年印文城砖

2018年3月,大同古城内发现大量模印文字的古城转,字文内容丰富,是研究明代大同古城历史极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分析城砖印文,有助于揭示明代时期建筑技术、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特征,更深入地了解明代大同古城墙的建造线索,以及大同地区卫所的结构和功能,对于中国古代城池营建研究有参考价值。

论明代洪武朝“抄札”则例的演变

明代对重犯家口及家财进行抄没的行为称为“抄札”。自汉景帝至元顺帝以来,对这一惩处的称谓都相对固定,也就是刑罚体系中的“籍没”。明太祖在“遵唐旧”的大背景下却单单在此特立独行,显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将“抄札”在明代洪武朝的演变与朱元璋人物特性及当时政局相关联,不难发现“抄札”之所以能替代“籍没”,甚至成为明代的一项则例,不仅由于朱元璋深受元朝统治者在江南地区大行籍没的影响,想要以此展现其对权力的掌控;更是在于他“治乱世刑不得不重”的深切思虑。“抄札”随着明代政治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演变,“抄札”细则的增补、“抄札”则例的定型、差人前去“抄札”的变更等各项内容的动态调整,处处体现着朱元璋在国家治理中“明刑弼教”和整顿吏治的初心,以及明代法治与人治的有机结合。

明洪武开科诏福建解额二题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下诏开科取士,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省按给定解额录取考生。学者注意到史籍中对两广分配解额多有相异记载,认为基于全国总额500名,应天府解额100名,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九省每省解额又为确定无疑的40名,则广东、广西解额应各20名(汪维真:《明洪武三年乡试解额献疑》,《江汉论坛》2009年第2期)。

洪武风云中的清廉尚书冯谅

冯谅(约1310—1389),字守信,号永福,南直隶泰州丁溪场河子湾(今属江苏东台)人。洪武元年(1368)以人才举贡,历任工、刑两部尚书,洪武十二年(1379)冠带致仕,敕“贤良方正”匾荣归。12年官宦生涯,他坚守“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以“润物无声”的低调勤勉,追随朱元璋画蓝图而不辍,历肥差而不贪,始终无怨无怼,廉能之名显于当代。

洪武时期的法律与民生意识

通过阐述洪武时期法典《大明令》、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以及四编《大诰》和《诸司职掌》《教民榜文》概况,发现洪武时期法律制度具有立法简约、严刑重典、礼法相结的特点。明初社会问题严重,明太祖朱元璋以元末社会为戒,采取打击豪强、从严治吏、减免赋役、救荒赈灾、救济鳏寡孤独、养老及优抚优恤这一系列关于民生方面的措施,并将其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提供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明太祖对于百姓具有民生意识及关怀,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也保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运行。

景德镇明代洪武瓷的化学组成研究

明代洪武时期,景德镇开始设立御窑烧造宫廷用瓷,因此,对这批洪武瓷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采用能量色散X荧光分析方法对景德镇和南京出土的数件洪武瓷样品作胎釉成分无损测试。结果表明,明洪武不同品种瓷器采用的釉料不同;官窑洪武青花瓷和蓝釉瓷的色料采用了低锰高铁特征的钴料;洪武瓷胎料使用了二元配方。

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

明朝建立后,元朝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东胜地区处于明与北元斗争的前沿,洪武四年,明朝先于此地初建东胜卫,洪武五年以后内迁大同,洪武二十五年复于原地增置。这一过程反映了明与北元复杂的斗争形势。洪武后期,东胜卫的存在大幅度北移了明朝的边防线,是明与北元实力此长彼消的最终产物。因此,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东胜卫变迁是明朝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对边防体系做出的合理调整。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明初北边边防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洪武朝宫廷政治史之一面

洪武朝早期,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含义并不等同。选秀民间最初所选女子虽也有后妃储备之意,但更主要是作为女官存在。其后女官与后妃职能分离,选秀民间便单纯是后妃预备而施行。不过,因洪武初确立的联姻勋旧政策的存在,选秀民间在洪武时期并不会被轻易施行,其每一次实施都与内外廷政治发展密切相连。从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二者含义的融合过程,可窥视出洪武朝宫廷政治史发展的整体线索。

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

朱元璋为了防备游牧民族的南下袭扰，便按照其早已确定的“固守封疆”的方针，在北边沿线部署重兵以阻止蒙古族的重新南下，就此而在北部边防展开了一系列的建设：１迁徙山后之民进入内地以造成与蒙古交界的无人地带；２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３为解决边防驻军的供饷而形成边防屯田与开中法；４巡边与防秋制度的形成；５边墙堡塞的修筑与诸王防边。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建设对北边的安宁和中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

洪武时期以日本为基地的倭寇侵扰中国边境事件连续发生,对明朝国家安全和东部及东南从辽东到广东沿海漫长数千里区域民生造成严重威胁。这种威胁自元朝已经开始,不是由于明朝"禁海"而招致倭寇,而是倭寇持续侵扰而致明朝强化沿海地区武备与管理。洪武初期积极与日本南朝交涉,以求通过建立朝贡关系,形成中日和平、倭寇止息的稳定格局。但明朝在了解日本南北两政权皆在权臣控制下的局面以及交涉本身受挫后,转为消极外交,积极防御。在充分考虑洪武时期倭寇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及积极外交遭受挫折的背景下,可以看到洪武时期的所谓"海禁",是从属于其防御倭寇军事举措的政令,并非立意封闭国家海岸线,也不是为了禁绝对外贸易。洪武时期对外贸易仍以多种方式在多个方向发生,当时民间海外贸易也并未遭政府绝对禁止。洪武时期的御倭、对日外交努力皆理路清晰。

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彻底放弃了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广大地域，其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北元和东察合台汗国皆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趁机进取甘肃，而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原因是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原因是他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觉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

冕服礼制并非只是空洞的繁文缛节,在议定过程与具体内容之中,皇权政治的某些观念得到了隐秘的表达。作为明帝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冕服礼制在当时受到了朱元璋集团的高度重视,规划从洪武元年开始,至二十四年已成定制。明代冕服礼制折射出君臣之间的悬隔与"家天下"的皇权观念,其程度之深,似史无前例。明代皇权观念的变化,除一定程度上受元代的影响之外,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也非常重要,此外,儒士期待"圣君"重建理想社会秩序的激情亦强化了绝对皇权的观念,这些在洪武时代君臣议定冕制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

目前研究多将明太祖对日交涉核心目的归结为禁倭,但以洪武初年对外诏书的对比来看,禁倭很可能只是次要目的,申交方是明太祖对日交涉的核心目的。明太祖试图通过万国来朝局面的营造,进一步彰显自身较元朝更为有效的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在这一层面上,被塑造成为维护中华正统而不向元朝朝贡的日本,其象征意义就显得较为重要了。《明实录》洪武四年日本国王入贡条目中,对赵秩与日本国王对话的记述,某种程度上或是为满足这一需求的刻意夸张。围绕"禁倭"与"申交"而展开的洪武初叶的对日交涉,也是洪武君臣践行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微观侧面。

明代洪武时期的内库制度

本文以实证的方法对明代洪武时期内库财政制度进行研究,指出:洪武初期,内承运、外承运及甲字等库位于内府,且都由内官进行管理;洪武中期以后,以内承运库为核心、主供御用的各子库仍由宦官负责,外承运及甲字等其他内府各库则改由文官管理;内库收入来源中既包含供给御用的专项收入,也有来自户部、礼部、工部、刑部、都察院及兵部等其他中央公共部门的收入;内库除负责皇室开支外,也有赏赐、官俸、赈济、军饷等国家公共财政开支。终洪武一朝,内库一直集皇室财政与国家公共财政职责为一体。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

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

以所见明太祖亲撰外交诏令为主,结合明人关于文体的阐述,对所见中外史籍中的洪武朝外交诏令的各种类型,逐一举证进行辨析,探讨明代外交诏令文书的源流、存在形态及其特征。

明洪武官窑低温黄釉瓷的发现及其时代考证

本文通过研究景德镇御窑厂附近发现的多种低温黄釉瓷器,参照有关实物资料和文献史料,认为明洪武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低温黄釉瓷,并且所发现的这些低温黄釉瓷器的生产时间应在洪武四年左右。

明洪武初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

在日本中世,以五山寺院为中心的禅僧垄断汉文学,并介入对华外交事务。自宋元以来以两国僧人交往活动(或日僧直接来华,或中国僧人赴日)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明洪武初仍在继续并得到新的发展。当时,作为京都五山文化代表的绝海中津亲自渡明,居留时间长达八年,习禅之余,间染汉诗,水平几敌中土。绝海虽称典型,然也浓缩和反映出其时中日文化频繁交往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