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天长县的移民与制度

有旧谱为依据的天长县各族谱,在始迁祖的迁入时间、迁入地点、迁出地点、户帖制度、军屯制度、迁移制度等各方面,均可与《明太祖实录》《明史》与其他明代文献及地方志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与制度相互印证。这样在一些官修文献完全漏载的地区,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进行明代移民史与制度史的研究,就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清代禁止民间习武原因考论: 基于明清“打降”文献的研究

以往研究在评价清代禁止民间习武政策时,多因循“封建统治者惧怕颠覆政权——严禁民间习武——阻碍武术发展”的解释范式而予以批判,却忽视了禁武法令中“打降”二字所隐含的另一个武术世界。厘清“打降”二字背后的史实,是理解清代禁武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在梳理清代禁武政策的基础上,从打降的产生、武艺及组织、社会危害、整肃治理等四个方面,深刻揭示清代禁止民间习武的原因。研究认为:(1)清代统治者正式干预民间习武始自雍正五年上谕的发布,此后历朝均沿袭该政策。该上谕原本无题名,其本意是“禁打降”,而非“禁武诏”或“禁武令”。“打降”最初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是对恃武为恶的打手组织的总称。(2)雍正只能算清代首位以国法形式禁武的统治者。从明末至清初,以海瑞、于成龙为代表的江南官员早已开始治理打降。但打降屡禁不止,清代中后期逐渐进化为秘密会党并蔓延至全国。(3)学界应摒弃“封建统治者惧怕颠覆政权——严禁民间习武——阻碍武术发展”这一解释范式,清代禁止民间习武是当时部分习武群体恃武为恶的行为与统治者维持社会治安的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

明洪武时期凤阳农政考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元末,随着朱元璋等淮西军事政治集团的崛起,凤阳地区的政治地位也日渐重要。在洪武一朝,明太祖在凤阳派驻重臣,经营屯田,免除税粮,发展生产,一定程度地扭转了元末以来两淮地区的凋敝残破局面,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造成明中叶以后凤地人口大量逃亡,田园荒废。凤阳农业的兴衰嬗递,人口的繁衍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明代社会变迁的投影与折射。

从诸生到辅弼之臣:苏观生与南明政局走向

崇祯年间,苏观生由保举步入仕途,其后屡获升迁。乙酉之变后,苏观生与郑芝龙、郑鸿逵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从此平步青云,但在政治上却鲜有作为。朱由榔监国后,苏观生因遭到丁魁楚、吕大器等人排斥,在广州另立新君,引发唐、桂两藩的帝位之争。绍武、永历之争对南明政局影响极大,直接导致广东大部失陷,严重削弱了南明政权的实力和凝聚力。苏观生身居要职,为官多年能一直保持清廉作风,值得肯定;在广州城破之后选择自尽,民族气节也不容抹杀。

从《宣德十年月五星凌犯》看回回历法在明朝的使用

《宣德十年月五星凌犯》是15世纪40年代从中国明朝传入朝鲜李朝的一份重要的天文学文件,详细列出了明宣德十年全年月亮和五大行星之间以及它们对恒星的凌犯现象。经验算,这些结果都是用明初编订的《回回历法》中所给出的算法计算的,目的显然是为中国的凌犯星占服务的,与朱元璋下令翻译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初衷一致。新发现的其他史料也表明,明朝政府除了把回回历法用于日月食的预报外,每年还用它计算回回民用历书、天文年历以及月亮和五星的凌犯;而且,对月亮和五星凌犯的计算结果及其星占也确实被朱元璋用于自己的政治活动之中。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

明万历中后期,以言官为首的官僚集团兴起了一股批判明神宗的风潮。其根本缘由,首先是神宗君德严重缺失,其次在于言官勇于以道事君。在深层次上,这种批判也是该时期政局危殆、皇权变异并衰落以及士风日下、部分言官沽名钓誉等社会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这种批判并未摆脱传统的“尊君—罪君”的政治评判模式,但它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先导和重要的思想资源。

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

冕服礼制并非只是空洞的繁文缛节,在议定过程与具体内容之中,皇权政治的某些观念得到了隐秘的表达。作为明帝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冕服礼制在当时受到了朱元璋集团的高度重视,规划从洪武元年开始,至二十四年已成定制。明代冕服礼制折射出君臣之间的悬隔与"家天下"的皇权观念,其程度之深,似史无前例。明代皇权观念的变化,除一定程度上受元代的影响之外,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也非常重要,此外,儒士期待"圣君"重建理想社会秩序的激情亦强化了绝对皇权的观念,这些在洪武时代君臣议定冕制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明代郊礼改制述论

明代郊礼经历了由“分”改“合”、由“合”变“分”的曲折过程 ,郊礼改制主要发生于洪武、嘉靖两朝。洪武朝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 ,使礼仪简化而易行 ,反映了明太祖“重本尚诚”、不事虚文的政治现实主义。而世宗改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 ,并通过郊祀配位和明堂配享 ,使郊礼改制成为推动兴献帝“称宗入庙”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

以所见明太祖亲撰外交诏令为主,结合明人关于文体的阐述,对所见中外史籍中的洪武朝外交诏令的各种类型,逐一举证进行辨析,探讨明代外交诏令文书的源流、存在形态及其特征。

明洪武官窑低温黄釉瓷的发现及其时代考证

本文通过研究景德镇御窑厂附近发现的多种低温黄釉瓷器,参照有关实物资料和文献史料,认为明洪武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低温黄釉瓷,并且所发现的这些低温黄釉瓷器的生产时间应在洪武四年左右。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明洪武初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

在日本中世,以五山寺院为中心的禅僧垄断汉文学,并介入对华外交事务。自宋元以来以两国僧人交往活动(或日僧直接来华,或中国僧人赴日)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明洪武初仍在继续并得到新的发展。当时,作为京都五山文化代表的绝海中津亲自渡明,居留时间长达八年,习禅之余,间染汉诗,水平几敌中土。绝海虽称典型,然也浓缩和反映出其时中日文化频繁交往的情形。

明代冕服制度的确立与洪武朝调整动因浅析

在中国古代服饰体系中,冕服制度以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著称于世,它既是古代国家服饰制度的出色代表,又是传统礼仪文化的完美化身,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载和记录着历史的变迁。主要由朱元璋精心打造起来的明代冕服制度,虽然相比周代和唐代、宋代其使用范围被大幅缩减,但冕服制度的传统文化内涵并未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朱元璋通过明初冕服制度的建立和随后数次冕制的更定来加强、巩固统治,向有利于他突出皇权皇威的目的不断迈进。本文仅对明初冕服制度的确立及动因和随后在洪武朝内发生的若干次冕服制度调整内容及动因进行初步分析。

海盐腔形成年代考

海盐腔是早期南戏的重要声腔,在杂剧盛行的时代,它的形成是由"剧"到"剧"的体系内衍生和传承,但是,南戏并不都唱南曲,南曲是南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歌谣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海盐腔不仅要歌唱,还必须是具有南方海盐特色的歌唱,并最终将歌谣土调纳入曲牌体制。陆采《冶城客论》及徐渭《南词叙录》所言"南都"以"南曲北调"演唱《琵琶记》的"浙音"即是最早的海盐腔,时在明初,具体形成时间在洪武元年至十年(1368—1377)间。

疑《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系“陶真”唱本

陶真是从北宋汴京辗转流传到南宋临安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由于文献阙如,后人对它的文学形式和演唱体制已不甚了了,直到《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重新面世,人们对这一流传了数百年的说唱伎艺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从唱词的句式、开篇的引子以及词话名目的别称等几个方面论证北京永顺堂刊印的13种词话,很可能就是宋元间流传下来的陶真唱本。

《韵会定正》的韵类特点——兼与《古今韵会举要》和《洪武正韵》比较

《韵会定正》为明初孙吾与所作的韵书,此书久已亡佚,但在现存《永乐大典》和《洪武正韵笺》中保存了其一部分反切。这些反切反映出《韵会定正》韵类的12条特点,有些特点反映出通语韵母在明初的进一步变化,还有一些则透露出作者的方音。总体看来,该韵书的韵类系统与《古今韵会举要》相比已有很大发展,而与《洪武正韵》(八十韵本)较为接近。

康熙朝《明史》监修与总裁正误

关于康熙朝《明史》监修、总裁,学人多以李晋华《明史纂修考》一文意见为成说。实际上,李晋华文章所列四任监修、总裁,第二任与实际出入很大,三、四任根本不存在,最后一任没列出——而正是这最后一任监修、总裁的努力成就了"416卷本《明史》"。终康熙朝重新任命实际上仅最后这一次,某人曾三次或四次任总裁的说法不能成立,监修、总裁频换导致康熙朝《明史》编修不能完成的说法并不成立。

明代都察院更置时间考论

明史学界对于《明史·职官志》记载的明代都察院更置于洪武十五年的说法,深信不疑。事实上,明清史籍关于明代都察院的更置时间,至少存在洪武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三种说法。对于洪武十三年说,由于文献存在明显的记载错误,不足为据。在洪武十四年和洪武十五年两种说法之中,运用反证法,考证明代都察院应该是更置于洪武十四年,而非洪武十五年,都察院时最高长官为监察都御史,而不是监察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