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行为的行政处罚:如何防止法律的泛道德化

与寻衅滋事罪一样,治安管理处罚中的寻衅滋事在实践中也极易被误用和滥用。而且伴随两高两部相关司法解释的颁布,此类行为的行政处罚更呈现扩张适用的趋势。寻衅滋事处罚的扩张有违处罚法定原则,对基本权利形成了实质性干预,也导致了规范体系的结构失衡。学理上尝试通过行为类型的区分、流氓动机的强调以及公共秩序作为保护法益等三种径路对此类处罚的泛滥予以遏制,但这些径路都因存在内在困局而作用甚微。寻衅滋事的行政处罚之所以被滥用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尝试借由此类处罚打击违背一般社会道德行为,但这种做法恰恰与现代法益观念互相悖离,也导致实践越来越多冒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权威或冒犯民族感情的行为被无端纳入惩罚机制。由此,对此类处罚适用问题的分析也同样提示法律与道德的一般界限,避免国家在攸关社会道德的问题上滑入强家父主义的立场,进而限制个人最基本的自我决定和自我开展。

“强拿硬要”的寻衅滋事与抢劫的区分与构建——以少年司法为视野

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是少年司法的重要实践难题之一。"流氓动机"仅是限制寻衅滋事罪成立的主观违法要素,并非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区分的实质要件,"暴力程度的大小"才是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的实质标准,由此将寻衅滋事罪作为抢劫罪之补充的观点不能成立。在刑法体系中,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未成年人"轻微暴力"的准确认定是排除抢劫罪认定的重要依据。制定《少年处遇法》,完善未成年人帮教体系,也是破解两罪认定混乱的根本出路。

《刑法》第292条第1款探析——聚众斗殴罪基本构成要件与加重构成要件

聚众斗殴罪是一个讨论已久的罪名，但是依然有很多尚未解决或解决不当的问题。很多新颖的观点，本质上并没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应当认为，一般参加者是主体认定的关键；斗殴不可拆分；成立本罪必须双方都满3人；流氓动机具有存在的必要性；“社会影响恶劣”和“造成社会严重混乱”的认定标准需要厘清；使用目的作为认定“械”的标准是较为妥当的；“多次”是累犯制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