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措施的合法性研究

2023年受IPO阶段性收紧政策影响,A股IPO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收购兼并市场不断升温。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在收购过程中十分被动,可供上市公司选择的反收购措施有限,且反收购措施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始终模糊不清。本文通过借鉴美国《威廉姆斯法案》及其他反收购实践中产生的规则,在新公司法引入类别股与授权资本制的情况下,针对我国反收购措施判断标准不明、反收购归属权模糊不清、股权回购限制大、常用反收购计划实施存在障碍等现实困境,通过类型化反收购措施的判断标准、建立以董事会为反收购决策权力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关注回购条款的限制与前置程序、拓宽具体反收购计划的适用空间等方式探索构建我国反收购措施的合法性路径。

论上市公司反敌意收购行为的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的收购与反收购是一体两面的事物。反收购措施的产生、发展与敌意收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法律价值看,收购制度更倾向于保护的法律价值是兼顾效率与公平,以效率为主;反收购制度更倾向于保护的法律价值是兼顾公平与效率,以公平为主。从法律主体看,收购制度更倾向于保护收购方;反收购更倾向于保护被收购方,具体而言,反收购更倾向于保护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反敌意收购制度,保护合理的收购防御行为,有利于克服敌意收购的负面效应,保护市场公平。

实物期权、动态能力与海外敌意并购:基于中钢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的分析

以中钢集团敌意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主张新兴跨国公司在进行海外敌意并购时,尽可能融合实物期权视角和动态能力视角来考虑问题。首先,新兴跨国公司应该尽量选择已经长期合作的、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作为并购目标。其敌意并购的时机选择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目标企业估值的不确定性程度;二是竞争对手加入竞购的时间。此外,还要考虑到东道国政府、社会公众和目标企业管理层的反应,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将敌意并购转化成善意并购,以降低并购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之,只有将实物期权和动态能力2种理念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保证新兴跨国公司海外敌意并购的顺利实施。

“共生”关系下的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以“万科与宝能系之争”为例

搭建了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并以万科抵御宝能敌意收购事件为例对理论框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共生"关系下,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特征分别决定了事前(预防型)和事中(主动型)控制权防御机制的设计; 2)为了缓解控制权防御机制过度保护管理层的现象,设计维系"共生"关系的制衡机制必不可少; 3)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受制度环境的制约,并随着制度环境、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的变化动态演进.突破了既有的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能为我国上市公司设计控制权防御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反收购之立法政策: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制度基础与保障

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将面对全流通的全新环境。在上市公司壳资源仍很稀缺的背景下,加之《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还确立了部分要约收购制度,且部分要约收购可兼采现金、证券方式,敌意收购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为应对敌意收购,不少上市公司已通过修订公司章程采取了反收购措施。在敌意收购发生时,势必还会引入各种形式的反收购措施。因此,法律应如何规制,就面临一个立法政策选择的问题。通过西方国家收购制度的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均不同程度地确立了反收购制度,但存在限制的程度与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区别。中国也应确立设置有严格限制的反收购制度,将反收购决定权赋予股东会,且须基于对少数股东的保护,对股东会反收购决议作出特别限制。

企业的敌意并购与反并购策略分析——以“宝万之争”事件为例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成熟,未来敌意并购可能变得频发,成为未形之患。所以,我国的企业必须事先有所了解,有所防范。本文介绍了敌意并购在我国的发展进程,对敌意并购与反并购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和评价,选取"宝万之争"事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宝能集团敌意并购的动机和方法,以及万科集团反并购的对策,进而得出防范敌意并购的启示,最后通过揭示反并购活动的意义,希望能引起企业的重视。

论构建目标公司反收购制度的理论基础

如何构建目标公司反收购制度 ,其理论基础在于如何定位敌意收购与公司治理关系。美德两国在构建目标公司反收购制度时所采纳的两类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借鉴英美模式 。

全流通下的恶意并购——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结束,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全流通时代。恶意并购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将在公司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恶意并购对于帮助股东监控经理人是有效的。具体来说,恶意并购一方面可以改善企业效率,增加股东财富,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或缓解代理成本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也应注意恶意并购机制的消极影响,它可能导致恶意并购机制运行的失效。恶意并购机制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中的游戏规则,本身是中性的。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并遏制其消极作用,将是政府关于恶意并购立法的中心思想,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并购法规体系。

大额持股披露义务规制

最近一轮的敌意收购浪潮引发了资本市场各方对大额持股披露功能利弊及其监管立场的理论纷争。因短视主义之故,投资者购入大宗股份常被视为敌意收购且受到上市公司乃至学者与监管者的厌恶与指责,收紧大额持股披露规则的呼声随即成为学界与舆论热点。毋容置疑,要求投资者披露其持有上市公司大宗股份信息有其正当理由,但应平衡积极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之间的监管负担。抑制这些积极股东的短视主义或投机主义固然重要,但因敌意收购本身并无原罪,故立法者不应矫枉过正、一味收紧大额持股披露监管规则,尤不应把道德上的苛责或情绪化表达转化为法律上的义务从而偏惠于一方,阻碍收购市场的发展。

并购与反并购的法律约束及目标企业反并购策略选择

并购与反并购的博弈分析表明,并购前与并购中须制定反并购策略,这是合理利用反并购法律法规构筑反并购第一道防线的关键所在。反并购策略不能滥用,对目标企业设置的并购陷阱要严加防范。

从“万宝之争”看上市公司敌意收购及其法律规制

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之间的收购是实现资本市场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上市公司敌意收购行为的法律性质,并梳理宝能利用杠杆敌意收购万科的行为及其法律现状,针对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敌意收购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了保护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确保资本市场健康运行,上市公司应完善自身的股权结构,采纳"董事会中立主义",建立配套的司法制度,与此同时,监管主体证监会也应该加强对各方的监督管理,才能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

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中的代理成本及其纾解

本文从代理成本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现象,指出盲目多元化不仅降低了资金效率,而且为财富转移搭建了管道。降低这一成本,不仅要强化董事会治理,而且应激活公司控制权市场,构筑维护股东利益的双重防线。

日本企业反恶意收购对策的现状与未来

通过对日本企业反恶意收购对策产生和发展经验的总结,为已经步入"全流通"时代的中国上市公司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最为理想的反恶意收购对策应该是由市场监管部门出台针对全市场的规则,未雨绸缪,更容易被市场各方面接受;建设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并非是某个上市公司单独所能完成的任务,还需要立法、司法、监管等各部门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科创板引入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保障研究

本文在探讨了双层股权结构的理论基础之后,分析了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积极意义及其挑战。最后从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以及法律保护的视角探讨了当前环境下,科创板引入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保障建设问题。

上市公司恶意收购的动机与最终效果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完善,公司收购现象日益增多,其中包括恶意收购。根据恶意收购的定义和内涵,作者认为"非合作收购"的提法更恰当,同时强调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对上市公司进行恶意收购的动机、全面评价恶意收购的最终效果。

反敌意收购之合理性及其法律规制

在敌意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通常会采取反收购措施来阻碍或抵御收购者的收购行为。其中目标公司股东、经营者与收购者三者之间必然产生尖锐的利益并将导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相应的法律规制成为必要。反敌意收购因其利于避免或减少恶性收购的消极影响,对维护经济秩序有益,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当代公司跨国收购的新发展及其法律规制

公司跨国敌意收购是当代公司跨国收购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它的出现对经济发展既具有积极作用,也具有负面效应。为了克服这些负面效应,引导公司跨国敌意收购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台了证券法、公司法、反垄断法等一系列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试图把其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之内。西方国家的立法实践,无疑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资本市场伦理缺失的法律应对——以杠杆资本恶意收购为研究对象

随着金融理财产品的多样化,资本市场杠杆资金高企,尤以保险业资金为盛。近年来险资入侵二级市场,通过恶意收购掠夺企业控制权,成为实体经济的搅局者,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关于资本市场伦理性的反思。过去对资本市场伦理性的关注更多集中在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上,而忽视了企业家在杠杆资本面前的弱小及其对实体经济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资本市场伦理规则除了诚信规则外,以保护实业为目的的正义规则尤为重要。对此,首先我国应在资本市场伦理规则之中融入保护实业的伦理内涵,改变资本市场物质资本决定论,使资本市场伦理规则之中体现关注企业家精神、关注企业发展的内涵。其次,完善反恶意收购立法是我国保护实业的当务之急,对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德国的做法,将反恶意收购的权限赋予董事会,以此保护企业免遭恶意掠夺。

资本市场伦理缺失的法律应对——以杠杆资本恶意收购为研究对象

随着金融理财产品的多样化,资本市场杠杆资金高企,尤以保险业资金为盛。近年来险资入侵二级市场,通过恶意收购掠夺企业控制权,成为实体经济的搅局者,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关于资本市场伦理性的反思。过去对资本市场伦理性的关注更多集中在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上,而忽视了企业家在杠杆资本面前的弱小及其对实体经济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资本市场伦理规则除了诚信规则外,以保护实业为目的的正义规则尤为重要。对此,首先我国应在资本市场伦理规则之中融入保护实业的伦理内涵,改变资本市场物质资本决定论,使资本市场伦理规则之中体现关注企业家精神、关注企业发展的内涵。其次,完善反恶意收购立法是我国保护实业的当务之急,对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德国的做法,将反恶意收购的权限赋予董事会,以此保护企业免遭恶意掠夺。

由胜利股份反收购事件对我国上市公司敌意收购与反收购的思考

由于当前国有股减持的大势所趋、外资并购的遍地开花以及2 0 0 2年底证监会新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要约收购的鼓励、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反收购提议和决策权的限制①[1 ] ,上市公司的反收购陷入了被动。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能力是迫在眉睫的。政府应规定一些切实可行、经济有效的反收购措施,给予目标公司适当保护;而上市公司则更应致力于从内部完善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