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壬辰南行”及其文学意义

江南之于侯方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在江南,他和众多文友结识,和阮大铖斗争,亦深味世事艰难,世态炎凉。顺治九年(1652)江南之行对侯方域而言可谓重大事件,因顺治八年(1651)参加乡试的“人生污点”,侯方域内心悔咎有加。“壬辰南行”过程中,他通过对忠荩的颂扬、对朱明的眷念以及对复明的期冀,进行形象自塑,从而消解个体身份的焦虑。他契合当时古文发展的进程,对唐宋古文大家极力推崇,以期达到“立言自见”的目的。此次南行绍续了明朝末年中州和江南的文学交流互动,一定程度上为两地后来的文学互动交融奠定了基础。

《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

本文通过对《桃花扇》中几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恋爱问题——的具体考证,以证实剧情与史实的乖离。

从政治遗民到文化遗民——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原因新论

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为清初文坛与遗民界极其重要的事件,长期受后人关注。然其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成为一大聚讼。深入解读侯方域的作品,可以看出其晚年为学趣向与青年时的狂儒、异端大异,而近于醇儒。这一转变,与清初特殊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体现出他试图"以道易天下"、通过"济满以汉"的方式以保存汉文化的思想。这种转向表明,侯方域已由早期政治遗民转化为文化遗民。这必然影响到他对出处问题的思考,成为其参加清廷乡试的深层动机。这不仅是解开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问题的关键,而且对研究明遗民的转型及出处策略的演变均有重要意义。

侯方域晚年心态与顺治八年乡试

侯方域顺治八年乡试,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然而有关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即侯方域参加乡试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迄今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从侯方域晚年的心态来看,尽管存在着仕与隐、明与清之间的痛苦抉择,但最终还是仕与清占据了上风。因此,侯方域参加乡试不是被迫,而是自愿。

论侯方域的四忆堂诗

侯方域所作《四忆堂诗集》在清乾隆时被列入禁毁书目,流传不广,但其诗的价值不可忽视。集中感叹时局艰危、抨击权奸误国、哀悯民生窘困,大多散发着慷慨激越、沉郁悲凉的气息;明亡以后,则更多亡国哀痛、挚友之思,风格凄婉悲怆、寄旨遥深,表现出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士人的典型心态。在艺术上,其师法少陵、善于寄兴、风格兼美,继承前贤而又不失创作个性。

论侯方域的散文理论

侯方域的散文理论主要围绕才气、法度展开，在明清之际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首先他强调作文须是骋才先于就法；其次主张通过引人入胜的具体描写，尤其是对“闲漫纤碎”的细节的精心刻画，来表意达情；第三主张“运骨干气”、“才与法合”；最后倡学唐宋古文。

论侯方域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侯方域是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文章集有《壮悔堂文集》。侯方域的文章激情恣肆，想象丰富，是“才人之文”，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小说为古文辞”，反映了明清之际融传奇笔法于古文写作的风气。虽被正统看法所批评，却正是其创造力的表现。另外侯方域在矫正七子流弊和倡导唐、宋古文，在文风改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清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侯方域《与阮光禄书》写作时间辨

对于侯方域的《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一文的写作时间,学术界根据此文的篇题,认为是作于崇祯"癸未",即1643年。但是,根据与侯方域同时代的学者兼文学家、艺术家周亮工的《赖古堂集》中的《与吴冠五》一文,可论定侯方域此文作于阮大铖死后,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了侯方域个人及其古文创作中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

论交游活动对侯方域文学创作的影响

侯方域为明清之际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一生交游广阔。综观其生平,其交游历程即其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的历程。在当时的中州文人群体中,侯方域堪称典型。梳理他的交游活动与文学创作,对呈现清初中州文坛的构成与风貌有重要意义。

论侯方域对杜甫诗歌精神的继承

杜甫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的诗歌不仅有如屈原那样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而且有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无论是在诗歌创作上,还是在人格精神上,他都不愧"诗圣"的称号。由此杜甫也就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楷模,"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便继承了杜甫的这些精神。他从诗歌传承、诗歌内容、诗歌风格以及人格精神等方面都自觉地向杜甫学习。侯方域的诗歌虽达不到杜甫诗歌艺术的高度,但他取法乎上,又有着天生奔放的才气,因此也不愧为一时名流。

侯方域民族气节重议

清初文学家侯方域入清参加顺治八年乡试问题 ,成为评价其气节人格的一个焦点。以封建时代对异代文人的评价标准来看 ,侯方域在明季只是一介白衣秀才 ,身不受国恩 ,名不录仕籍 ,入清参加乡试 ,不存在气节问题。侯氏虽然认为白衣秀才参加新朝的乡试 ,甚至出仕为官 ,不存在失节问题 ,但他并不愿意参加清朝的考试 ,更不愿做新朝的官 ;顺治八年乡试是侯氏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 ,为保全父亲 ,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所作的违心选择 ;这次乡试 ,表面看是向新朝屈服 ,实际是一次消极迂回的抗争 ,他以不把试卷做完的方式 ,拒绝了与清朝的合作 ;但这次乡试毕竟违背了他的初衷 ,使他高傲的灵魂受到伤害 ,不三年即抑郁而死。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 ,对封建时代文人的评价 ,不能再囿于封建的道德标准 ,以“忠君”、忠于一姓王朝、大汉族主义等狭隘民族爱国思想作为评判人格的尺度 ;

论侯方域的诗歌创作

侯方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诗纪史,加之在创作中揉进了个人的身世之感、故国之思、亡国之恨,使他的作品在情感上更易打动人的心灵。他的诗歌同明末的"云间六子"以及清初的"江左三大家"的作品合力构成悲壮的时代组曲,展现了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

论侯方域明末江南之行的文学创作

河南著名文学家侯方域在明末时期多次游历江南,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他在江南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他与江南的官僚、复社名士以及秦淮歌妓广泛交游,深深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风貌。其诗歌和书信等作品,是他在江南多姿多彩的人生实录,真实反映出明末江南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侯方域作品中的政治豪情、风雅情怀与乱世哀愁相互交织,既反映了早期的个性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末江南的文化精神。

侯方域与明末江南文化

明朝末年,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崛起,江南成为党争的重镇。江南士人结社风气盛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复社。复社诸多名士积极与社会底层的秦淮歌妓交往,使党争文化、结社文化与歌妓文化充分融合。他们的政治豪情、名士才情与佳人艳情相互交织点染,形成了独特的明末江南文化。作为东林后裔,侯方域兼有济世壮志与名士风度,又雅好声伎,其个性气质与明末江南文化非常契合。江南文化的熏陶使侯方域成长为明末文人的代表,他在江南的活动也为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侯方域的早期人格精神

被称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早负盛名,文有奇气,性格豪迈不羁,其人与文皆备受关注。本文结合时代背景,梳理以下三个问题:侯方域的家世与其性格形成之关系;侯氏家族与东林党之渊源及其对侯方域政治人格之熏陶,侯方域的家学、师承及对其文化人格之影响等问题,以探寻侯方域人格精神的形成动因。

故宫博物院藏《侯朝宗像》的绘制、收藏与解读

故宫藏《侯朝宗像》在清道光时期为李星沅收藏,名为《侯朝宗秋江钓艇图影》,清末经张伯驹收藏。此图虽徐邦达认为是后添款的明后期绘画,但一直被作为侯方域肖像解读。若根据1635年侯方域的遭际,此像恰绘制出了侯氏的忧患神情。而图中六处题跋深受《桃花扇》的影响,将像主建构为辜负故国、辜负红颜、壮年悔恨的失足文人。

东林、复社“朋党”观念论说

明末党争激烈,东林、复社深陷其中,时人目之以朋党。东林党人在欧阳修等前人朋党论的基础上展开议论,阐述了朋党存在的合理性,并从道德层面辨析了君子、小人结党的不同基础与本质差异。而"小东林"复社诸生则在较前辈东林党人更深刻和细致地探讨了朋党问题,并对明亡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其中侯方域将造成党争的原因归结为君主政治,并将兴国的希望寄托在在野生员身上;夏允彝则对东林、复社的党派之争和门户意识提出批评,认为东林、复社与阉党一样都该对明王朝的灭亡承担责任,并提出调停之议;黄宗羲则坚持君子、小人泾渭分明,不具备调停的可能性。

忧郁:侯方域和哈姆雷特二者形象之比较

《桃花扇》和《哈姆雷特》两部剧中的主人公侯方域和哈姆雷特都具有忧郁的性格特征。二者的忧郁既具有不屈的斗争色彩，又具有软弱、动摇的人性弱点。他们斗争意志强烈，内心却又十分脆弱，在突然的变乱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动摇妥协。二者忧郁的差异首先是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侯方域是入道，而哈姆雷特则是装疯；其次是精神本质的不同，侯方域的忧郁充满历史的破败感和民族的兴亡感，而哈姆雷特的忧郁则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探索。

《桃花扇》侯李爱情与史实相合考论

《桃花扇》中侯方域与李香君初会于崇祯癸未,两人一见钟情,进而发展成为生死不渝的爱情,这些内容与史实完全相合。对于侯方域与李香相识的时间、"不复更与相见"的含义、"此去相见未可期"的含义也均有深入研究,从而证实《桃花扇》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与史实并未乖离。

从《四忆堂诗集》看侯方域“以诗存史”的创作追求

在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中,侯方域是一位极富个性的独特人物,虽然他37岁便英年早逝,但他的人生却完整地跨越了明清鼎革的悲壮历史。侯方域在其《四忆堂诗集》的创作与编次中,自觉秉承了"以诗存史"的传统,使得其诗作不仅成为后人解读侯方域人生传奇的注解,还成为了解明清之际历史变迁的一个旁证。其诗歌题材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对大小寇乱的反映,有对时政的评议指斥,以及对末世灾异现象的书写。从其诗歌中,读者不仅可以观览明末清初的诸多政治事件,可以了解士大夫在易代之际的心理变化与情感活动,更可以探究明末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