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庾信的佛教信仰及其转变

庾信由南入北,经历“四朝十帝”,其与佛教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信仰”或者“不信仰”能够说明的。梳理《大藏经》等内外典籍可知,新野庾氏之兴与中古佛教政治关系密切。庾信早年随萧纲奉佛,侯景之乱后责备梁武帝兴佛,入北后以佛寺济世,明悟“空”与“佛性”的关系,经历了奉佛、斥佛、用佛、明佛的转变。作为中古士人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剪影,庾信的经历显然具有一种特殊的典范意义。

关于侯景之乱几则史料的辩证

文章辨析了《梁书》《南史》《资治通鉴》等书关于侯景之乱的几条歧异史料,包括侯景是否善于骑射、侯景起兵时的军队数量、建康城被围后城外的梁朝援军数量等,认为侯景善于谋略,也善于骑射,侯景起兵时的军队在万人左右,建康城外的援军数量为二三十万。

梁武帝与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作为梁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影响深远。本文试分析梁武帝与侯景之乱的内在联系,认为侯景之乱的爆发虽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但这一偶然事件却是南北朝时期南朝腐朽士族政治必然衰败,最终被北方消灭这一历史必然的曲折反映。

论侯景之乱与庾信生平创作

关于庾信文学生涯的分期问题,学界一般以其出使西魏为界作为定论。以南北之际截然划分庾信文学前后分期,存在过于鲜明的自然地理论,而忽略人文历史导致庾信生平及文学发生变化的重要现实。通过细微深入考察庾信在侯景之乱的行迹及创作实践,可形成对其文学生涯分期的重新认识。从侯景乱梁开始,庾信的生活就已由和平安稳转为异族乱国,其文学创作《昭君辞应诏》《王昭君》等作品已呈现出内容写实、风格悲凉的特色,这开启了庾信后期文学之风。侯景之乱与庾信文学分期的重新厘定,对于认识梁陈之际文学风气转变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太清二年事变中梁宗室的态势

侯景之乱是南方政权由盛入衰的转折点。侯景之所以能取得短暂胜利,其本人能征善战、梁武帝的决策失误和梁宗室间的不合作固然起了决定作用,但是在此之前梁朝最高统治者忽视南方潜在的实力而没有委派有能力的宗室领导南方集团,以及宗室间静态平衡下的潜在矛盾、宗室能力的不协调性均体现了当时行政和出镇制度的固有弊端以及当局对远略的缺乏,太清二年爆发的侯景之乱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之下的附属品和导火线。

论王僧辩与梁末政局

王僧辩是梁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智勇兼备,是平定侯景之乱的主要功臣。在萧绎夺取帝位过程中,他立下汗马功劳,推动了江陵政权的建立。他镇守建康,与陈霸先共同抵御北齐的南侵,保障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定。后因接纳萧渊明为帝,他被陈霸先所杀,引起世人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