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修订项目介绍

《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作者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自幼博涉经史,善为文章,历任彭城王刘义康冠军参军、秘书丞、尚书吏部郎等官职。宋文帝元嘉九年(432),范晔因事触犯刘义康,贬为宣城太守,《后汉书》大约于此时开始撰写。元嘉二十二年(445),有人告发其参与孔熙先谋立刘义康为帝,被处死,时年四十八岁。在范晔撰《后汉书》之前,已有多家东汉史著问世。范晔以《东观汉记》为蓝本,采撷众家之长,成一家之书。

政治书写与生命叙事——《汉书》《后汉书》赙赠书写的差异

两汉时期的赙赠作为丧葬的重要内容,备受史家关注。班固和范晔在《汉书》和《后汉书》中也对赙赠制度进行了记载。但是,二者的赙赠书写并不相同。班固的赙赠书写突出等级差异,强调封建秩序,显示了皇权对社会伦理的规范;范晔的赙赠书写凸显忠孝节义,强调儒家道德,呈现了人际间的社会交往。班固的赙赠书写是基于官方立场的政治书写,范晔的赙赠书写则是士人主体意识自觉的生命叙事,昭示了不同文化思潮中历史书写意识的不同面向。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对比研究

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进行细致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细节和详略程度上仍有不少差距。因此,不能仅因成书时间即断定前者完全抄录自后者。成书于刘宋时期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主要参考《东观汉记》中对乌桓、鲜卑的记载,其无疑是研究汉代乌桓与鲜卑历史最重要的专传,尤其是对东汉中后期及之前乌桓、鲜卑的记载更具价值。对王沈《魏书》中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应一分为二看待。王沈《魏书》对东汉中后期以前乌桓、鲜卑的记载史料价值较低,而与曹魏相关的乌桓、鲜卑史料则价值较高,后者也基本被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采纳。

范晔《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句

【讲话原文】古人讲,“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习近平2018年1月11日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后汉书》李贤注中句法结构研究

《后汉书》李贤注是范晔《后汉书》传到今天的最古的注,也是我国古代著名史注之一。《后汉书》李贤注语法资料丰赡,反映了唐人语法方面的一大成就,为中国古代语法上的一宗重要资料。本文拟对《后汉书》李贤注中的句法结构进行粗浅的分析和研究,以期推进对《后汉书》的研究。

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校改辨疑

南朝史学家范晔所撰《后汉书》记录了东汉一朝的历史,位列“前四史”之一,是史学界的重要经典。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的出版,为人们阅读该书提供了方便的读本,其学术质量为人称道,是当前最流行的版本。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整理者未及遍检传世各种宋本《后汉书》,因此导致其部分校改存在疏误。以条列的形式对部分校改疏误进行揭示,可供研读该书者参考。

《后汉书》文体著录的宗经观念及其编排体例

范晔《后汉书》以详细繁复的体例将传主创作的文体归类整理列于传末,这实际上是范晔宗经观念的体现。范晔出身于儒学世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对其文体观的生成有着重要的推动力,使他在文体的辨析和著录上都呈现出对经典的追溯。从文体辨析的角度看,诗作为经典的源头,赋为诗之流,二者无论在地位还是数量上都具有经典意义。《后汉书》推崇雅正文体,范晔尊四言为正体,将六言、七言列于诗外,将衍赋之作如七体、设论等罗列篇名,不列一体。在对传主文体的著述编排上,范晔将经学著作置于诸体之前,各种文体的次序亦依遵儒学观念逐次罗列,体现了其浓厚的宗经观念。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篇目考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为东汉史研究之重要文献,然其书散逸,故其篇目亦不甚明。今就其残篇,辅以相关史料,可知:《东观汉记》篇目可考者为《世祖本纪》,《儒林》《外戚》《南单于》《西羌》四传,《公孙述载记》,《地理》《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车服》《朝会》八志,《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百官》五表;谢承《后汉书》与薛莹《后汉记》之篇目可考者,唯谢承《书》之《东夷列传》;司马彪《续汉书》除随范晔《后汉书》传世八志外,可考者为《光武十王传》《宗室四王三侯传》《孝明八王传》《章帝八王传》;华峤《汉后书》篇目可考者为《皇后纪》与《孝子传》;其余四家,除张璠《后汉纪》为编年体外,其篇目可考者为谢沈《后汉书》与袁山松《后汉书》之《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艺文》九志。

谢承的《后汉书》异文考辨七则

谢承的《后汉书》是鲁迅先生在清代相关辑本的基础上增补校正而成。其广搜博览、考订严谨,但还遗存一些异文有待校正。对其中七则异文加以考辨,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其史料价值。

论范晔《后汉书》中的“大一统”意识

范晔对东汉历史的记载和评论蕴含着深刻的“大一统”意识,具体表现为论政权、思想、民族及疆域的统一,而最终指向维护汉(东汉)的统绪。范晔的政权统一意识以“天命论”为基础,同时强调以“帝德”为核心的人为在政权建立中的作用;思想统一意识以“归本儒学”为宗旨,关注儒学与士风、政治之间的联动关系对社会治理所产生的影响;民族及疆域统一意识则重视民族融合局面与政治统治间的关系,强调用“柔服之道”处理民族及边防问题。范晔对东汉历史的记载所蕴含的“大一统”意识既在于正东汉一代之得失,也有对刘宋政权之得失的考虑,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其“大一统”意识的主要方面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有借鉴价值。

国图藏北宋本《后汉书》初印后印比较研究

国家图书馆藏两种《后汉书》,经过笔者比勘,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初印和后印的区别。文章引用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一书中的相关理论对二者刻印顺序作比较研究。

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札记

本文认为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板蛮非巴郡南郡蛮 ,而是氐羌民族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南蛮 ,亦有多重含义 ,首先是泛称 ,其次专指某郡县的少数民族。从民族识别的角度看 ,分别为现代苗、瑶、壮、侗、土家等民族的先民。还从民族关系、政治制度、民族融合等角度论述了《后汉书》将“南蛮”与“西南夷”合传的原因。

范晔《后汉书》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书写——党锢事件成因新探

《〈后汉书·党锢传〉序》所记三则谣言,意在追溯党锢事件的成因,绝非累赘无意义之笔。甘陵乡人谣就其最终指向最高统治者桓帝而言,实为尔后"诽讪朝廷"的"党人之议"的先声,而甘陵乡邑社会之分裂为"南北部",以及背后的执政外戚梁冀和清流官僚李、杜之间的激烈政争,亦与党锢事件中的清浊对立紧密相连。汝南、南阳二郡谣则深刻揭示了党锢事件的地方社会背景及制度根源。学中谣语标志着全国性士林舆论的形成,基于士林舆论的党锢名士的组织化(天下名士称号序列),充分体现出名士群体的自律秩序和社会权威,而这被视为尔后门阀贵族体制的重要特征。《〈党锢传〉序》三则谣言的书写,传达了作者范晔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构建。

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

《后汉书》以及关于魏晋南北朝诸史西域传中多包括大秦传，这些记载反映了公元1到5世纪中国社会对于罗马帝国的了解和想象。本文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分析这些记载的特点，认为相关信息是经过各种中间渠道传入中国，并非国人亲眼所见。把大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介主要是安息人、贵霜人和南印度居民。中国人大体上从东汉永元年间（89—105年）主要通过安息人和贵霜人开始了解罗马帝国。2世纪中叶之后，关于罗马帝国的新消息则是通过南印度和南海路传入中国的。

《后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戎传》的关系

《后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戎传》的关系余太山本文旨在说明《后汉书·西域传》所传有一部分摘自《魏略·西戎传》。确认这一点不仅有助于这部分文字的厘定，亦有助于这部分材料的诠释。（一）《后汉书·西城传》序称：＂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

《后汉书·东夷列传》与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述论

《后汉书·东夷列传》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夫余、挹娄、高句骊、沃沮、濊等东北边疆的民族,而且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述这些民族的文化。在所记述的文化当中,表现了夫余、挹娄、高句骊、沃沮、濊等东北边疆民族鲜明的地域特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记述,实际上是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书写,是我们今天从整体上认识东北亚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依据。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后汉书》对偶艺术研究

《后汉书》大量使用了对偶辞格。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艺术水平之高,都较以往史籍更为突出。为此,对其进行数据比较、品类列举、范例品评等实证性研究,无疑将有助于促进我们对骈偶艺术发展史的探索,有助于索解骈文艺术特点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有助于发掘《后汉书》对联语艺术发展的贡献,并进一步认识《后汉书》之对偶运用在史传文学修辞上的传承意义。

《后汉书》李贤注与《文选》李善注:论李善注影响的扩张

唐初的政治文化条件是《文选》李善注获得重大影响的原因,此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文选》李善注对《后汉书》李贤注有直接影响,前者某些具体条目不仅直接为后者借用,而且对后者的注疏凡例有所启发。李贤注利用《文选》李善注来邀宠固位,由此使得李善注的影响越出了文学领域。

《后汉书·马融传》考辨

范晔《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因献《广成颂》忤邓太后而长期滞于东观,后又因得罪梁冀而流放朔方。考证表明,马融长期滞于东观与邓氏无关。马融曲意迎合梁冀,不可能有意得罪梁冀。马融流放朔方,显然与梁冀无关。马融在郡贪浊,故其有意杜撰得罪梁冀一事为自己辩护。范晔《后汉书》所言可能出自马融《自序》,故不可信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