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金融研究进展

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革命性产物,众多学者对数字金融的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论文采用文献梳理法对近两年来有关数字金融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主要涉及企业部门、银行部门、家庭部门和宏观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在对企业部门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解决了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财务绩效和创新水平,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对银行部门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效率、盈利能力和创新水平,促使银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在对家庭部门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提升了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程度。在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推动了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数字金融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优化居民资产配置服务金融强国建设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资产配置深刻影响金融体系,对金融高效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层面上,居民资产配置优化对建设金融强国的意义,体现为通过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促进共同富裕、通过资产的财富效应刺激需求、通过资产多元化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三个方面。在实践中,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资产增速总体跑赢GDP和可支配收入增速,房地产占居民资产比重边际下滑但仍是居民部门最重要资产,金融资产配置以无风险资产为主,居民风险偏好仍较低。从国际视野看,与中国相比,美国、瑞典储蓄率较低而权益资产配置领先,受益于股票市场较好的财富效应、养老金大规模入市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日本储蓄率同样偏高、权益资产配置偏低,源于持续消化房地产下行的低迷经济。展望未来,本文建议政策措施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优化居民资产配置,服务金融强国建设:一是推动长期资金入市,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二是做好普惠金融,丰富居民金融产品选择;三是稳住房地产市场预期;四是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推动居民风险偏好提升。

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基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公共部门就业数量和质量明显扩张,导致劳动力资源错配阻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户籍制度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落户”是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必须考虑的问题,公共部门就业即可破除户籍藩篱,进而导致公共部门就业不断扩张,户籍制度改革成效对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充分释放配置型人口红利至关重要。利用2011~2016年城市落户门槛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CMDS)匹配的混合截面数据,探讨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公私部门就业选择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每降低一个单位,流动人口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概率将会下降1.2%;当城市落户门槛降低,高学历群体比低学历群体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发达地区高行政级别城市流动人口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的概率最高。第二,非农户口流动群体相比于农业户口流动群体拥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当城市落户门槛下降时,非农户口流动群体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第三,当城市落户门槛降低,女性在服务业等相关行业比较优势突出使其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高学历女性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的概率也明显提升。第四,城市落户门槛下降会通过减少流动人口福利获取成本,从而降低其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概率,福利获取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比为9.683%。

中国家庭债务违约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交易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金融交易和实物交易资金流量表,构建中国金融交易的部门-部门型投入产出式资金流量表和金融风险波及效应模型,定量测度家庭债务违约对各经济主体部门、各资金账户经扩散和波及所产生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住户部门发生债务违约后,在部门层面,非金融企业部门受影响程度最大;在资金账户层面,家庭债务违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大于金融交易活动的影响。在违约风险传染过程中,各经济主体部门、各资金账户受到的波及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性。风险爆发初期受到冲击较大的经济主体部门,有可能最终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小,初期受损失较小的部门或交易项目,后期的金融风险可能处于扩张状态中。鉴于此,应充分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强化居民家庭债务约束,引导居民理性负债。

我国居民部门资产结构是理性的吗?——基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研究视角

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似阶段相比,当前我国居民部门资产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非金融资产和以银行存款为代表的无风险金融资产占比过高,而以股票和债券资产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占比过低。但是,通过将这一居民资产结构现状与最优资产结构对比后发现,当前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并从大类资产风险收益比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理性选择行为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理性"却不利于当下我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进而不利于经济转型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管理层应通过完善资本市场机制,重塑市场价值体系等相关措施引导居民资金回流资本市场。

中国居民部门资产配置的长期行为研究——基于AIDS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宏观角度构建了中国居民部门在房地产、A股、银行存款以及现金资产结构变化的月度数据,并基于AIDS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居民财富水平以及资产收益率对于居民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各类资产需求的财富弹性以及收益率弹性。结果表明,股票资产对于居民来说属于奢侈品,而房地产、银行存款及现金则属于正常品;房地产需求的收益率弹性最高,并且房地产需求的股票收益率交叉弹性高于股票需求的收益率弹性,但是股票需求的房地产收益率交叉弹性低于房地产需求的收益率弹性。这一方面解释了长期以来房地产在我国居民资产结构中占比较高,而股票资产占比较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为引导居民合理优化资产结构,提升经济活动的投融资效率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持。

未被观测经济规模估算:收支差异法的适用性与创新性研究

NOE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收支差异法的估算途径,一方面重点探讨了国民账户收支差异法对中国NOE估算实践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根据社会资金运动规律,考察了住户部门的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提出了从单个机构部门估算NOE规模的方法——微观差异法。最后,运用新方法实现了1985-2006年中国NOE规模的估算。

住户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成因及影响研究

2008年危机后的10年,全球家庭债务在增加,住户部门杠杆率上升。从历史经验看,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住户部门加杠杆的过程,加杠杆短期内有利于经济发展,杠杆率上升的速度比杠杆水平本身更为重要。我国的杠杆率目前属于中等水平,但动态攀升速度过快引起各方关注,上升原因包括本身的加杠杆空间以及宏观调控政策选择,较宽松的信贷政策对房贷市场的助推,以及更多融资途径提供的可能。快速攀升的杠杆率可能加剧房产泡沫,加剧财富分化以及对城市化进城的反作用,对消费增长也会形成一定的挤压。同时,居民储蓄意愿下降,负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过高,低收入群体高负债,都预示着潜在的偿债风险。

住户部门卫星账户的构建与理论阐述

住户生产核算是SNA2008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依据SNA2008经济生产的定义,本文界定了住户部门生产核算的范围,既包括住户部门SNA生产也包括住户部门非SNA生产,在SNA住户部门账户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经济交易项目进行相应的调整,得到拓展后住户部门账户体系的经济交易项目,并由此构建出住户部门的卫星账户。同时,本文还分析了住户部门非SNA生产对经济总体生产水平、收入水平及其对SNA2008体系下政府部门、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相关经济交易项目的影响。

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看中国财富标志的演变及其影响

"财富标志"是广义虚拟经济的重要概念之一。财富标志体现为居民的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居民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结构变化就体现了财富标志的演变。本研究编制了1994-2009年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表,并与加拿大、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四国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对比,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财富标志的演变。又采用热最优路径法研究了财富标志演变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应对中国财富标志演变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住房、证券和存款充当了中国居民近20年来的主要财富标志;财富标志的类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基本都一样,但是,各种类型的财富标志所占的比例很不一样,演变特点是物质性财富标志占比受土地的影响较大,非物质性财富标志比较分散,是财富标志泛化与转移的主力军;土地住房占比增长率的变化显著影响了CPI和GDP增长率的变化。

当前我国信贷风险的多维度分析

信贷市场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银行信贷风险是我国"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一环。本文从宏观概况、中观非金融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以及微观重点风险源等角度立体多维度对当前我国银行业信贷风险特点进行了梳理。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部门是当前我国信贷风险和负债压力最严峻的部门,同时需高度重视不同类型企业间的风险明显分化;住户部门杠杆率虽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已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购房贷款占住户部门贷款近50%比例,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政府部门杠杆率目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体风险可控,但对近年快速上升势头需引起关注。

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中国居民储蓄率:基于迭代模型(OLG)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储蓄率的失衡。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三期迭代模型,解释了人口结构因素和收入增长因素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基于实证研究,对中国居民储蓄率在未来中期波动状况进行了预测分析。

家庭“加杠杆”背景下居民财富效应研究——来自甘肃省的证据

论文在传统分析财富效应持久收入和生命假说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甘肃省居民资产负债情况进行梳理,特别是对住户部门杠杆率指标进行分析,在财富效应研究中创新性地引入杠杆率指标,运用甘肃省微观数据,选取人均消费支出、住户部门杠杆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储蓄存款和人均住房资产等指标,采用VAR模型,分析“加杠杆”背景下家庭财富对消费作用的大小,为如何促进甘肃省居民消费提供事实依据。同时,通过研究居民家庭财富,也试图为甘肃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寻找一些有益的借鉴。研究结果表明,住户部门杠杆率、可支配收入、储蓄存款是影响甘肃省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居民住房资产财富效应微弱,对于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小。

中国住户部门综合经济账户的构建与理论阐述

住户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账户是核算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工具之一。依据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统计实践,分析中国住户部门在国民经济不同阶段与政府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金融公司部门以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间进行的经济交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住户部门的生产账户、收入形成账户等,并最终构建出中国住户部门综合经济账户的通式。

基于非线性RBC模型的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研究

通过采用非线性移动平均方法求解得到了一个三部门的中国经济周期模型,在此基础上考察并比较了线性模型与非线性模型对于中国经济现实数据的拟合程度。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非线性移动平均模型相对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数据,原因可能在于:(1)非线性移动平均模型的二阶核密度与三阶核密度函数均表明以产出为代表的变量的二阶成分与三阶成分对于变量的变化具有持续性、显著性作用,而线性模型则忽略了高阶成分;(2)线性逼近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的外生参数,这些参数校准与估计过程中的偏误导致线性模型对现实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差。因此,采用非线性模型考察中国经济周期可能优于线性模型。

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江西省上饶县为例

文章在分析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江西省上饶县为例,分析了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多样化和集中化趋势,并着重通过构建土地类型之间的转移矩阵和农地利用变化强度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研究了江西省上饶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下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1)受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的影响,上饶县土地利用的空间差异性明显。区内不同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多样性和集中性程度高低不同。(2)上饶县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总体上具有农业型特点。由于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差距明显增大,导致农业内部耕地、园地、林地和水域之间的相互转换;同时,由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农用地,使得农用地尤其是耕地(水田)面积不断减少,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3)上饶县农地利用变化的波动性。农地利用变化总的来说是迅速的,但在不同的阶段其变化强度也是不同的,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这主要是受到区内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据此,作者提出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建议。

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走势判断--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于2018年10月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第二十五次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依然来自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减速。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GDP增长的负面冲击影响有限,但应高度关注贸易摩擦对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民间投资增速的负面冲击影响。针对当前中国家庭部门负债率急剧增长的现实所进行的宏观经济效应经济模拟结果则表明,家庭部门负债率的上升,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大的抑制效应,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在贸易摩擦有可能继续升级的背景下,有关部门要适当考虑"去杠杆"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因素和市场承受力,把握好监管力度,确保信贷资源向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倾斜,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民间投资增长。同时,需要警惕居民负债率快速上涨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负面冲击。

人口老龄化、购房支出与居民部门负债可持续性

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均持续提高,探讨中国居民部门负债可持续性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借鉴公共部门负债可持续性的研究框架对居民部门的负债可持续性问题及人口老龄化和居民购房支出等因素对居民部门负债可持续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和购房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的提高会增加居民部门的负债缺口。并使用中国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购房支出增加和老龄化会引起居民负债缺口增加。

家庭部门去杠杆政策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房产和与其相关的家庭债务置于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房产税、动态贷款价值比(LTV)等政策对降低家庭债务杠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虽然利率上调能减少真实的抵押债务冲击,但是可能会引起家庭债务收入比上升。(2)动态贷款价值比对降低家庭债务是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政策选择,其次是增加房产税和上调短期利率。(3)动态贷款价值比由于主要针对房产部门,因而对经济负面效应最小,然而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并不能充分解决家庭部门债务问题;尽管房产税会影响所有房产所有者,然而只能直接影响房产部门,而货币政策则会对所有房产部门和非房产部门均产生影响,因而对产出的负面效应最大。稳健性分析结果和基准模型一样,这三个政策在减少家庭债务方面的有效性基本排序不变。

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机会不平等与城乡工资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基于连续6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主要采用Logit模型和FFL分解方法,针对城乡劳动者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差异及其成因问题进行探究。实证结果表明,当下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隔离现象依然存在。公有制单位中城乡工资差距存在"黏性地板效应",从长期来看有所缩小;非公有制单位中城乡工资差距随收入水平及时间的变化,趋势均较为平缓。从城乡工资差距的来源来看,公有制单位主要源于户籍歧视,且随时间变化有所下降;而非公有制单位则主要源于特征差异。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借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进行实证对比,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仍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为建立更加公平、规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进一步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缩小劳动者人力资本差异的同时,需要借助更为有效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弱化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