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小农户的组织化:不同服务模式的比较

本研究通过对比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型社会化服务模式,讨论了小农户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组织成本由谁承担的问题。在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化服务模式中,小农户因受到政府补贴的吸引而达成了临时的合作,但这种组织化具有暂时性。在市场主导型社会化服务模式中,小农户或被整合到规模经营主体的种植模式中,或被服务组织重塑。在这两种服务模式中,小农户都是被动的参与者,其组织化程度并未提高。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通过重建与小农户的双向权责均衡关系,通过收取服务费用的方式来解决组织成本问题。这种双向的权责均衡关系使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小农户之间建立起有机的利益联结,从而使该组织对小农户的组织和动员成为可能。

农户分化对农户林地承包经营不履责行为的影响

依据2021年南方集体林区4个省4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Logit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户分化对农户林地承包经营不履责行为的现实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对农户林地承包不履责行为的发生及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分化程度农户与较低分化程度农户相比,农户林地承包不履责行为受户主特征及林地特征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农户分化能够通过提高村内林业生产资本投资对农户林地承包经营不履责行为产生抑制性影响。故此,应在建立农户林地承包经营履责约束机制以及差异化激励机制以促进农户林地承包责任制落实的同时,通过强化引导和扩大林业资本投资的林业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来抑制和克服农户分化对农户林地承包经营不履责行为的影响。

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能力证成与实现路径

我国“三农”领域基础法律制度是“三农”法治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但在回应建设高效农村市场、健全统一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方面仍显不足。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我国农村市场中占据绝对多数的生产经营主体,其市场退出机制至今仍处于缺位状态,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则难以顺利退出市场。因而,有必要对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能力问题进行证成,探讨其破产能力的实现路径。对此,一方面应从经济学理论维度、国家政策维度与法学维度,论证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破产能力;另一方面,应在公法视域下,确定赋予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能力的基本遵循,探寻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的立法模式,明确《个人破产法》中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适用规则的特殊性以及农户破产后的土地经营权处置,全面保障我国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

20世纪80年代乡村体制更替下的农民心理与认知--基于河北省村落口述史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后是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人民公社制度开始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国家的主导下在乡村强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其制度本身难以克服生产效率低下等固有的弊端。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不同群体存在不同的情感与认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新制度推行中人们态度的复杂性。应当说,新制度更为积极的意义在于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激发,而相对于集体化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新制度在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方面并未表现出明显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最终方向还是要走集体化和集约化之路,以实现农业第二次飞跃。

安徽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前事之鉴

本文全面回顾了安徽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演进的历程,系统阐述了这一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及其实践逻辑和历史经验,提出集体林权是包含多种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和权利关系的集合性物权,深入探究安徽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妥善处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稳定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关系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等重要关系的对策,并基于森林多种功能及其主导利用的分类经营管理实践论述增强林业发展内生动力的路径,从分析林业效益外部性特征出发提出强化林业发展外部供给的策略。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目的】探究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718个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ESRM),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结果】基于“反事实”假设,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若没有选择退出,家庭年均总收入会下降41.9%,即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增收;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东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最高,对新生代农户的增收效应相比于老一代更强。【结论】在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并为具备离农条件农民提供土地权利价值的实现通道。

家庭牧场不同放牧方式对草甸草原植物群落的影响

草原家庭承包制的推广实施改变了传统放牧制度,变化的放牧方式对草原植被群落造成不同影响。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内蒙古陈巴尔虎旗草甸草原3种放牧方式草场植物群落组成及α多样性指数,探究不同放牧方式对植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为改进草原家庭承包制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四季轮牧草场的植物种数最多,四季轮牧与两季轮牧草场的原生建群种重要值较大,定居放牧草场中出现了大针茅(Stipagrandis)、羊草(Leymus chinensis)及星毛委陵菜(Potentilla acaulis),且星毛委陵菜的重要值最大。四季轮牧草场植物的Shannon-wiener指数、Margalef指数、Simpson指数、Pielou指数均高于两季轮牧与定居放牧草场,且与定居放牧草场相比,Shannon-wiener指数与Margalef指数差异显著(P<0.05),两季轮牧草场与定居放牧草场的4种α多样性指数均无显著差异。Shannon-wiener指数与Margalef指数、Simpson指数、Pielou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21,0.5825,0.8550(P<0.01)。从群落结构及生物多样性角度考虑,四季轮牧更有利于草场群落复杂结构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持。

耕地对农民的效用考察及耕地功能分析

对湖南省长沙市所辖三县一市农民的问卷调查及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耕地对于农民的效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社会保障、就业与直接经济收益。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体现了“成员权”而强化了耕地的社会承载功能 ,考虑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本空白的现实及提高耕地生产效率的需要 ,现阶段我国的农地制度选择应该是 :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 ,并同时辅之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公平机制的建立 ,减轻耕地的社会承载压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对策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田水利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我国的农田水利事业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主要针对现阶段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的对策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本研究将为我国选择正确的制度创新、促进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为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探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作为继承标的,在理论上及《继承法》的修订中颇有争议。农户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具有福利性和社会保障功能,户内成员均具有特殊的身份并因此形成特殊的准共有关系。户内成员部分死亡时,由于"户"还存在,仅产生生存成员的权利扩张问题,而不存在继承问题;户内成员全部死亡的,承包关系终止,应由发包人收回承包地,也不发生继承问题,唯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有所例外。而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四荒地的承包经营权,其主体无特定的身份限制,也不承载社会保障功能,作为自然人的承包人死亡时,其承包经营权应可作为遗产。承包地因被征收而获得的补偿费的继承问题,亦应区别不同费用而作不同的对待。

晋中盆地太谷县土地流转调查研究

利用实证分析法,研究了在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前提下太谷县土地流转的形式、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1)在晋中盆地传统农区,太谷县家庭承包耕地的流转面积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14.7%,土地流转的方式分为自然流转和产业发展带动的流转2种;(2)当前的土地流转依然以口头协议为主,潜藏着一定风险;(3)产业推动的土地流转不利于粮食生产。并针对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1)加强服务和管理,保障土地流转健康发展;(2)理顺各项法律法规,出台统一的土地流转文件;(3)关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负面现象,纠正土地流转的偏向。

我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模式研究——基于西方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场的衰落及启示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土地经营模式正发生着根本性变革。以提高农业土地经营效益为目的,采用文献统计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西方资本主义雇佣型大农场的衰落历程及原因,提出在我国当前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实施家庭承包经营、雇佣型大农场以及家庭农场并行的土地经营模式,最终实现家庭农场主导经营模式。研究结果表明:耕者有其田的家庭农场模式可以促进更多就业,避免马尔萨斯-李嘉图危机,有利于财富的公平分配和社会稳定。

肉鸡养殖参与订单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基于201户养殖户的实证分析

利用河北省11个地区201户肉鸡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肉鸡养殖户参与订单农业的因素进行了统计描述和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养殖户的固定投资额越高、养鸡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大、肉鸡的商品化程度越高以及当地肉鸡养殖业的竞争越激烈等对于农户参与订单农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随着养殖户养殖经验丰富和销售渠道完善,其参与订单农业的可能性则越小。另外,养殖户的文化水平越高,风险规避意识越强,政府的支持如给予补贴、给予优惠政策等能够促进肉鸡订单生产的发展。

合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组织化

文章提出通过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集体层面的统一经营,发展以合作经营为基础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深化农村集体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发展合作经济和农民合作组织等,合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集体经济,深化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三者是同步发展,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地区实行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是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一次重要创新。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次伟大创新,也是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但作为农村经营制度创新的新兴事物,农民合作组织目前在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农民合作组织必须进一步全面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政策过程及现实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历经了从均分化土地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再到家庭承包经营制和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复杂变迁过程,当前正沿着"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使用权"的方向而不断完善。但农村土地制度仍存在产权不明晰等深层次问题,新时期土地制度变革的关键在于为农民提供更全面、更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真正实现土地要素的财产化、资产化,并最终为土地要素的城乡一体化和市场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于改革农村家庭承包制的理性思考

1978年以来 ,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但是由于它存在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冲突的小农经济特性 ,其发展与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大的局限 ,因此 ,进一步改革这一经营体制 ,以一种更高级形式———农场制和公司制取代之 ,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略论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制度选择

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可证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有着密切关系。根据农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当前农业经济面临的问题,传统模式必须突破,在农业经营方式与组织制度上实现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规避公司与农户双重违约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中,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公司与农户之间经常发生相互违约行为。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公司与农户之间博弈模型,分析了公司与农户违约行为的根源与规避这种行为的保障机制。

影响农户营销合作履约行为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江西省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户营销合作履约行为的影响因素,然后以江西省农户调查数据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户主的风险态度、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农产品类型、生产集中度、价格波动、销售难度、距离市场远近、合作伙伴类型、合同条款等多种因素对农户履约行为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了相关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