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Financial Literacy Affect Household Wealth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ducted in Shanghai. We use Probit model empirically analysis how financial literacy affect household wealth.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nancial literacy do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household financial wealth and debt, but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fixed wealth. Age growth,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self-owned house and seeking for financial consultant will significantly boost household wealth. Moreover, consumer＇ s self-confidence and risk aversio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both fixed and financial assets, but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debt.

How Financial Knowledge Affect Household Wealth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ducted in Shanghai. We use Probit model empirically analysis how tinanclal hteracy affect household wealth.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nancial literacy do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household financial wealth and debt, but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fixed wealth. Age growth,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self-owned house and seeking for financial consultant will significantly boost household wealth. Moreover, consumer＇ s self-confidence and risk aversio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both fixed and financial assets, but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debt.

金融素养、家庭资产配置与财富积累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金融素养水平的高低会对居民家庭的金融决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考察了金融素养对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影响。研究认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有效促进了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还促进了家庭持有投资性房产的概率和程度,而且,金融素养也显著促进家庭的财富积累。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会通过推动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以及推动家庭进行养老规划,从而促进家庭财富积累。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基础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农村家庭、中低财富家庭相比,金融素养促进城镇家庭、高财富家庭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作用更大。本文研究为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促进家庭资产配置优化和财富积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住房财富与城镇居民家庭储蓄——基于住房政策改革的实证分析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房价快速增长,住房财富成为家庭财富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是家庭储蓄的重要影响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如何降低家庭储蓄,进而增进家庭消费,已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2006年起,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住房政策,面积小于或等于90平方米住房的首付比例及税负大幅下降,造成住房价值增长率在90平方米左右出现间断。本文利用住房政策冲击造成的不连续性设计断点回归,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住房财富对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发现,意外的住房财富增加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家庭总储蓄,这一影响在中年群体、背负债务的群体以及工作不稳定的群体中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在进行住房政策改革的时候要密切关注政策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扩大国内需求,培育更多经济增长动力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村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对家庭财富的影响研究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是“她”力量崛起、家庭决策模式不断变化背景下影响家庭财富配置与积累的重要因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与增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妇女在家庭决策上的赋权行为对于农村家庭财富积累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机制分析显示,女性做主的决策模式会对家庭收入、家庭固定资产和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女性家庭决策水平对非财产类债务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高龄女性对家庭决策的决断力会更大程度上阻碍农村家庭财富的积累与增值,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家庭更为不利。因此提出提高乡村女性的人力资本质量、加大金融支农力度等对策建议。

住房财富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影响:财富效应的中介机制

目的:探究家庭住房财富对儿童抑郁症状的代际影响。方法: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通过混合截面线性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家庭住房财富对儿童子女抑郁症状的影响,并使用逐步回归、Bootstrap方法探究财富效应在其中的中介机制。结果:家庭住房财富的增多能够缓解儿童的抑郁症状(β=-0.351,P<0.001),同时,住房财富也会通过增加家庭享受型消费支出(β=0.231,P<0.001)而缓解儿童抑郁症状(β=-0.333,P<0.001)。Bootstrap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影响儿童抑郁症状的直接效应为-0.588(P<0.001),享受型消费支出的间接效应为-0.091(P<0.001)。结论:住房财富对儿童抑郁症状存在缓解作用,财富效应在其中起到中介效应。学校和社区应着重关注低住房财富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为其子女制定相应的健康干预措施。

住房资产多重属性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达90%,住房资产是中国家庭资产的主要形式,房价上涨,家庭财富增值,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拉动作用非常小,只存在轻微的“资产效应”。住房资产有消费、投资、抵押等多重属性,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无房、一套房与多套房家庭之间具有显著异质性。无房家庭“为购房而储蓄”抑制了消费;一套房家庭住房表现为消费属性,变现可能性低,表现为未兑现的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多套房家庭住房投资属性强,其对消费影响显著高于一套房家庭。房价上涨并不能刺激我国消费,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根本途径,在住房进入存量市场时代,应引导居民合理配置资产,稳定房地产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家庭需要,推动金融市场创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负财富构造视角下的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分析

家庭财富构造包括正财富构造、负财富构造、零财富构造。负财富构造的表现形式是家庭负资产构造,负资产构造造成了家庭的投资困境,家庭面临严峻的负资产处理难题,包括如何转正、怎样转移、负资产黑洞的填补、负资产风险的评估、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计算式焦虑的自我调整等。家庭负资产构造导致家庭消费下降并带来连锁负效应,家庭负资产的配置效率直接关联家庭的利益及内循环的畅通;家庭负资产的化解既是金融风险问题,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

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拥有至少两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1)、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2)和没有住房的租房家庭(代表性家庭3)3类,微观经济模型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会拉动代表性家庭1和代表性家庭2的消费增长;当代表性家庭3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住房价格上涨对其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当代表性家庭3没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其消费随着住房价格的上升而增加;住房价格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程度与家庭当前消费水平、住房价格、居住面积、消费习惯、对待风险的态度和利率等因素有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对代表性家庭1、代表性家庭2和代表性家庭3这3类家庭的消费均具有促进作用;从影响程度来看,对无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大,对仅有一套住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小;从地域来看,房价上涨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

什么导致了中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

以消费不平等作为反映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成因。采用中国跨省区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家庭的收入与净资产的不平等是导致其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此外,户主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也对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有着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居民资产、财富效应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

现代消费理论认为财富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并且各种财富形式对消费水平影响不同。对我国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资产在长期对居民消费有负向影响,财富效应微弱,而房产财富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效应比较明显,刺激消费作用较强。当前财富效应的产生与我国股市发展不稳定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特性相关,而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储蓄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

住房及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再估计——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

基于CHFS2011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了住房及房价对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影响,发现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家庭的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消费,而对于无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了家庭消费。具体地讲,在整个消费分布上,房价上涨对家庭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U"型,而房价上涨对非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逐渐递减趋势。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城乡分布等变量都是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居民家庭负债对消费的影响:财富效应抑或财富幻觉--基于城乡居民家庭的对比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居民家庭负债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家庭负债通过财富效应和财富幻觉对居民家庭消费产生双重影响。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居民家庭负债的财富效应大于城市居民家庭,而城市居民家庭持有负债所产生的财富幻觉要高于农村居民家庭。进一步地,发现农村居民家庭负债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享乐性消费上,而城市居民家庭负债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发展性消费上;农村居民家庭负债的财富幻觉体现在享乐性消费上,而城市居民家庭负债的财富幻觉除了体现在享乐性消费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了基本性消费上。

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的国际地位差异

总量GDP、人均GDP、总量财富和人均财富是用来认识和确定中国经济的国际比较位置的四个维度。以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报告的购买力平价为货币转换系数,测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以美元计价的上述四个变量,从国家维和时间维两个角度来评价中国经济的国际比较位置。研究表明:中国2014年GDP已达到了17.6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101.1%,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居民财富和人均财富水平仍然较低,分别排在90名外、120名外、第3名和60名外,仅是美国的21%、10.1%、30.8%和7.4%,中国居民的金融财富要远远小于美日。从时间维来看,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水平与美国1941年的相当,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直到21世纪中叶才有可能达到美日等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中国处在经济第一大国与人均水平低下(特别是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更低)的一种经济状态,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稳增长"是中国经济当前的首要任务,而"惠民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以改变当前这种矛盾状态。

数字金融、家庭财富与共同富裕

文章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富积累、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家庭财富积累,经过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2)创业和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是数字金融影响家庭财富的重要渠道。(3)财富规模越小的家庭,使用数字金融产生的创富作用越大,并且老年人、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农业户口群体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能够产生更大的创富作用。总的来说,财富是富裕的题中之义,数字金融能够在提升家庭财富总体水平的基础上缓解财富不平等,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学区房”溢价持续扩大的原因与对策研究——来自北京市的经验分析

在当前义务教育资源供给趋向公平、地区及学校间教育差距有所缩小的背景下,我国"学区房"溢价却呈愈演愈烈之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北京市义务教育资源分布最具代表性的区县为例,在考察"学区房"溢价水平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将义务教育资源竞争程度、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和经济增长等作为内生变量,构建联立方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和义务教育资源竞争程度对"学区房"溢价水平变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前者的相关性要显著高于后者,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是近年来我国"学区房"溢价水平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理"学区房"问题不仅要均衡区域间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更要有效遏制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加剧。

家庭资产负债的决定因素:基于多变量Tobit方程系统方法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家庭金融的研究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重视;近20年来,我国家庭部门的金融状况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本文利用CHFS2015的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虑家庭总资产、总负债和净资产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运用多变量Tobit方程系统方法,联合估计了家庭资产负债的决定因素。主要研究发现有:家庭净资产的年龄分布不符合生命周期理论预期的倒U型结构。年轻家庭、高学历高收入家庭都有显著高的负债,特别是持久收入越高,家庭负债也越高,这表明我国家庭负债的主要目的不是平滑消费,而是具有很强的投机或投资目的。风险偏好高、自谋职业家庭都会有更高的总负债,并拥有更多的家庭总资产和家庭净资产;自谋职业家庭的净资产是其他家庭的1. 56倍;但我国多数家庭的风险态度很保守,自谋职业家庭的比例也较低。住房状况是家庭负债的显著决定因素,多套房家庭比一套房家庭有显著高的总负债,无房家庭的家庭总负债显著低,但90%的家庭已经拥有住房。

家庭收入结构与财富分布: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对家庭收入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财产性收入的水平和占比,这一指标体现了家庭对资本市场的利用程度。通过对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财富较高的家庭拥有的狭义和广义财产性收入都显著地高于财富较低的家庭,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财产性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大。这一结论表明财富较高的家庭更能够地从资本市场上获利,这可能是财富分布日益集中的原因之一。政府应该通过合理的措施鼓励低财富的家庭更好地利用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改善家庭收入结构,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互联网普及、家庭财富差距与共同富裕

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中社区互联网普及和家庭财富差距的详细情况,实证评估了互联网普及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能够显著缩小家庭财富差距;不同财富规模的家庭使用互联网都能产生显著的创富作用,但对于家庭财富规模越小的家庭,互联网产生的创富作用越大。财富是富裕的题中之义,互联网普及能够在提升总体家庭财富水平的同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鸿沟与家庭财富差距——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逐渐形成数字鸿沟,并导致了新的贫富差距。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OLS、2SLS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并在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分位数回归探索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影响的结构性特点,最后实证检验数字鸿沟影响家庭财富差距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级数字鸿沟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金融投资和创业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二级数字鸿沟还可以通过提高家庭融资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随着网络接入水平和使用技能的提高,由数字鸿沟造成的家庭财富差距会逐渐缩小。研究结论对减小家庭财富差距、改善分配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