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与致用之间——萧公权教育思想刍议

萧公权是民国时期少数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教育既是其终身从事的理想事业,也是他抒发志愿的精神寄托。萧公权有关"学术独立"与"学以致用"等理念的思考与批判,对人们理解中国教育的许多根本问题极具启发价值。受制于内外因素的制约,萧公权本身仍然没有超越学术救国的窠臼,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从变法者角度看商鞅变法成败

对于商鞅变法,前人论其成败,多是从变法的延续性、变法的影响等方面加以探讨。要证明商鞅变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应该看变法者,也就是秦孝公与商鞅实行变法的目的是否得到了实现。商鞅变法后,秦孝公与商鞅的变法目的都得到了实现,故而变法是成功的。

对政治思想史而言,“中国”是什么——以萧公权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以萧公权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学人面对中西古今的重重张力,尝试探讨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内涵。萧公权认为,中西政治思想之间没有价值上的高下,只有性质上的分殊。就价值维度,中国政治思想自有其历史价值和普遍价值;就研究方法,不必以西方知识管道为限,中国学术界的知识资源同样值得吸收借鉴;就学科前景,萧公权与梁启超同样主张以实现调和中西为目标,但前者倾向于“追求现代性”,后者倾向于“反省现代性”。两种理路的辩证统一,有助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展,亦将对世界政治思想的丰富有所贡献。

基层行政、资源汲取与分利秩序——对萧公权语境中十九世纪国家与乡村的分析

清代的基层行政组织经历了从保甲和里甲并立到保甲取代里甲职能的变迁。这就意味着保甲承担协助收税的职能,也使之成为制度化资源汲取的重要一环。在赋税征收过程中形成了地方官僚负责,吏役下乡执行,保甲头人协助基层行政运行的逻辑。这种基层行政运行逻辑造成国家对乡村资源的过度汲取。同时19世纪绅士在整个社会,包括乡村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加重了国家对乡村资源的失衡性汲取。在这样的资源汲取过程中形成的分利秩序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削弱。

忘情政治:论萧公权的低调宪制观

在近代中国宪法史上,萧公权宪制思想的地位似乎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同于激进与保守的二元论调,作为一位温和的宪制论者,不仕不党的萧公权自谓以一种超党派的客观立场对待宪制问题。这样一种超越激进与保守的立场,导致在激进论者那里,他似乎显得保守;在保守论者看来,他又显得激进。事实上,无论是激进派或保守派的标签,都很难完整描述萧氏宪制思想中调和与独立、妥协与坚守的复杂面向。准确理解萧氏的宪制思想,一方面,需要联系他早年接受新旧教育的经历,特别是其“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身份,这是影响其宪制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必须意识到,仅仅分析萧氏的具体宪制主张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其宪制思想的浅层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作为其宪制思想深层结构的自由观、政治观,以及政治理论观,并将萧氏宪制思想的浅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置于同一理论脉络当中作整体理解。而从大的时代格局来看,激进论也好,保守论也罢,甚至萧公权温和审慎的低调宪制观,都难逃作为屠龙之术的宿命。近代中国政治的革命逻辑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趋势使得他们的宪制思想最终成为种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式理想。

中国君主政体的现代诠释——以萧公权和钱穆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以降,作为西学东渐的一个部门,西方政治学逐步输入中国学术思想界。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近代学人尝试对中国君主政体进行政治学意义上的现代诠释。萧公权以西方政体学说为依据,将中国君主政体判定为专制政体;钱穆则从本国史的立场出发,强调中国君主政体的特殊性,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萧公权和钱穆所代表的两种知识取向与诠释路径各有其局限,但他们对中国君主政体的再诠释工作,已然是在面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方位上前进了一步,对今日政治学本土化议题的讨论和反思亦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