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a Cultural and Spiritual Homeland:Pai Hsien-yung and His Kunqu Peony Pavilion:The Young Lovers’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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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与充盈——论白先勇《台北人》的叙事策略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处处充满着“空白”的叙事艺术。在叙事视角方面,小说视角转换灵活多变,运用缺乏心理描写的全知视角,采用有距离的旁观者视角,以视角的遮蔽造成小说的“空白”;在情节设置方面,作者常进行情境化的写作,对部分故事情节进行隐没,同时采用开放式的结尾增加小说的“空白”张力;语言运用含蓄节制,但又能形成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情感力量。同时,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象征暗讽和细节让文章在“空白”之余反而更有内涵,让“空白”不至于沦为虚无。

传统复兴与中国经验——海外视野下的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改编与传播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是由著名海外华文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的戏剧精品,自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其成功与白先勇在海外视角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把握当下时代脉搏、重塑古典美学中国的文艺复兴理念息息相关。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汇聚两岸三地艺术精英,打造了一个文艺复兴的舞台艺术精品。从《牡丹亭》的艺术改编来看,具有鲜明的琴曲书画、舞台空间等多种艺术形式跨界、现代和传统、高雅表达与底层文化相融合的特点,体现出了“昆曲新美学”的追求,这一艺术追求与白先勇横跨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游走大洋彼岸、对古典创新的深刻体察密不可分。从青春版《牡丹亭》的传播来看,团队坚持原班人马,借助国际化视角下的大学场域、公共空间、视觉文化设计、精准定位受众群体等手段,青春版《牡丹亭》成为继梅兰芳之后最盛大的中国戏曲事件,还传播到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等国家,十多年来在国内外演出近400场,掀起了“昆曲热”“古典文化热”。青春版《牡丹亭》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为复兴中国民族文化、重塑古典美学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

从时空错位的身份重构论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生命救赎

白先勇小说《一把青》写出20世纪40年代外省族群颠沛流离到中国台北的地方想象。以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结合文学地理的空间角度做文本探讨。主人翁朱青因国共内战被迫从南京迁移到中国台北生活,身为军眷的她,从历经丧夫之痛的彷徨无助到成为军中炙手可热的交际花。本论文借由其后殖民主义理论里的“阈限空间”概念,分析小说角色在空间移动过程的身体书写,进一步从空间的错位试图找寻朱青“他者身份”的重构,终于使她在大时代的纷乱里完成自我生命的救赎旅程。

时代曲与救亡歌——白先勇小说影视化过程中的音乐修辞

音乐修辞是以修辞学原理分析音乐表达的一种理论视野。但在影视文本中,音乐修辞所拓展的叙事功能常常被忽略。本文选取白先勇小说影视化过程中颇具音乐特色的作品《孤恋花》《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为讨论对象,分析影视文本中涉及的音乐作品在影视表达过程中所展现的情绪助力、话题隐喻,由此深入挖掘音乐生产的时代性、历史性以及音乐叙事过程中所搭建的“台北人”在“今昔对比”的情感困顿之外更深广的精神空间与在地空间。特别是其中突出表现的两岸底层女性关于“爱”与“家”的追寻难题,以及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民族情怀、家国想象之间一次次遥远的呼应,呈现出1987年以来台湾电影人在技术、光影之外,试图通过音乐修辞传达关于“情”的经验、“家”的议题和“国”的脉络的影视叙事肌理。这也是音乐语言超越形式结构而颇具现实意义的重要修辞面向。

论白先勇惯习的形成及其对《台北人》英译的建构

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方兴未艾。文章从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出发,探索白先勇文学惯习和翻译惯习的形成、特点与相互关系,揭示其翻译惯习形成是"结构化"了的结构以及这种惯习在其翻译活动中的"结构化"作用。然后以《台北人》为例,印证该翻译文本是白先勇的文学惯习和翻译惯习协同《台北人》译者群体惯习的"结构化",这种"结构"通过翻译场域进一步"结构化"社会,完成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循环。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台北人》的英译及传播探析

《台北人》是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其英译由作者白先勇与同事叶佩霞和编辑高克毅合作完成。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分别从惯习、资本和场域三个层面对《台北人》的英译及传播历程进行分析。首先考察白先勇文学惯习和译者惯习的形成及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介入,分析合译者叶佩霞和高克毅各自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并探讨《台北人》译本在不同文学场域中的播迁,以期透视该作实现成功英译和传播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运作机制。

论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

白先勇在青春版《牡丹亭》与新版《玉簪记》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其目标是"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核心是"古典为体,现代为用"。"昆曲新美学"主导下的几部作品,体现了很高的制作水准,获得官方与学界盛赞的同时,也引发了戏迷的质疑。本文从白先勇"昆曲新美学"的理论内涵与创作实践着手,结合多方观点分析后认为,"昆曲新美学"是一种创作观念,而不是新的昆曲美学,如果要提到美学的高度来认识它,可以视为一种舞台美学,不仅适用于昆曲,也适用于其他戏曲剧种。

试论白先勇文艺生涯与书法文化

从文学与艺术的整合视野观照白先勇,便可以看到他将文学家的才情、想象与戏剧家的编导、审美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创造了一个备受世人关注的文艺世界,也丰富和美化了自己的艺术人生。作为一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文艺家,白先勇能够充分理解中国书法文化和创造性地运用书法符号进行艺术再造,在传统昆曲的复兴上,白先勇巧妙化用传统书画,真正实现了其所追求的"昆曲新美学"。由此在弘扬源远流长、融情献美的中国传统"艺术经典"文化,以及创新、整合书法文化与文学戏曲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书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聚焦文本·深度细读·实事求是——吴新雷谈《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本文是南京大学刘俊教授和吴新雷教授的对谈录,内容关于《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一书。根据红学专家吴新雷教授对《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的阐释,刘俊将其言说概括为"聚焦文本、深度细读、实事求是"三大特点。

伤逝——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悲剧倾向

白先勇是台湾当代蜚声海内外的作家,他的文章,语言精美,主题深刻,具有悠远的境界和无穷的韵味,许多作品已成为华语文学作品中的经典。白先勇的小说,体现着他本人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在悲怆与怅惘中使人的灵魂震颤,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白先勇真正做到了用文字来表现人内心中无言的痛楚。

白先勇小说自译区别性策略研究——以《台北人》文末注释为例

与西方文学自译活动相比,中国文学自译活动呈现共时性特点,以"环境性转换语者"为主要类别的双语者从事自译活动的时间范围,集中在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白先勇的创作史实在力证白先勇鲜受学界关注的文学自译者身份的同时,呈现出可依据或独立或合作的自译方式进行区隔的阶段性特征。《台北人》在文末注释的内容、类别及篇幅等方面,展现出白先勇相较于同时代同类自译者的区别性策略。

《墉城集仙录》采自《列仙传》篇目探析——兼论杜光庭对房中术之态度

《墉城集仙录》采自《列仙传》的女仙传记有八篇左右。其中,辑自《三洞群仙录》的《江妃解佩》很可能直接采自《韩诗外传》。对这八篇仙传,杜光庭从内容和形式上均作了颇具匠心的修改润饰。从所作的增删改易中,可以看出杜氏他道类传记对前代仙传进行文学化和道教化的加工过程,另外也可看出杜光庭在特殊背景下对房中术所持的保守和慎重态度。

梳理白先勇文艺的出版与研究

本文从编辑职业和研究前期准备的角度,把白先勇文艺的传播与接受梳理了几个板块,包括白先勇作品的出版——中文出版、英文出版、其他语种出版、《孽子》的出版情况;其中中文出版最大一块是在台湾,其次是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等。还有舞台剧和影视剧改编、推广昆曲、演讲会及获奖(荣誉)、研究白先勇的论著、传记与单篇论文的基本情况等。

白先勇小说与音乐的互文性解读

白先勇在小说中常常引用歌曲名称或歌词内容,化用音乐典故,借音乐来抒情、烘托氛围、象征暗示人物的心境与命运,音乐参与着白先勇小说意义与形式的建构,使小说呈现出含蓄蕴藉的朦胧美,成为小说富有表现力的有机成分之一。上海时代曲、台湾民谣、外国音乐共同建构了白先勇的音乐感知系统,每一种音乐书写中,白先勇都将自身与音乐有关的独特生命体验融入其中,音乐与小说人物、作家人生相互指涉,暗含白先勇对生命、离散的感悟。上海时代曲承载着上海时代的繁华往事,也携带着战争与流离的创伤性记忆;富含台湾本土特色的台湾民谣与哭调倾注了白先勇对宿命般的悲惨人生的关照;外国音乐书写则展示着在流离、追寻中的自我放逐与自我安置,蕴含着他复杂的、变迁的中国性认知。

浅析白先勇和田纳西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白先勇、田纳西.威廉斯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剧作家却能在各自作品中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而其各自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散发出她们特有的魅力。这些女性人物在时代背景、身世遭遇、性格特点等三个方面有着某种契合,虽然她们来自不同国别、不同阶层,却有着殊途同归的悲惨结局。她们的迷茫失落是一代代人共有的青春创痛,也更是一代代人共有的时代创痛。本文选取三部作品《谪仙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欲望号街车》的女性人物形象,通过对这三方面的评析,加深我们对这些迟暮美人的理解,深化我们对时代变迁的认识。

迁移者的悲歌——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

白先勇用其悲天怜人的如椽之笔深入到"台北人"悲苦的现实命运中,在今昔荣辱、物是人非、命运无常的变迁中,表达了人世沧桑的悲凉之感,历史兴亡的伤怀之情,为这些"台北人"和逝去的时代唱出了一曲无尽哀婉的悲歌。

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传播与“经典化”过程

白先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面貌与文学成就,成为新时期最早进入大陆并逐步走向"经典化"的台湾作家。考察白先勇作品的"大陆之旅"可以发现,文学期刊与出版、学院研究与教育、文学评选活动与跨媒介改编等因素共同促进与推动了其作品在大陆的传播、流布与"经典化"过程。意识形态语境、商业意识、主流伦理观念等非文学因子也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影响了白先勇小说的"经典化"路径。此外,作家的将门出身、频繁的媒体"曝光度"与"亲民之举"、新作的成功宣传等,都对白先勇作品的畅销及其华文经典作家的形象塑构有所助力。

呼唤中华文艺复兴——“白先勇与汉语新文学的世界影响”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澳门大学授予白先勇荣誉博士学位并举办"白先勇与汉语新文学的世界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除搜集并呈现一些背景材料外,主要是著名作家白先勇和会议召集人朱寿桐在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从本雅明“废墟”美学看白先勇《台北人》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提出"巴洛克"的"废墟"美学,从古典悲剧到德国悲悼剧的转换中揭示了一种贯穿了时间和空间的另类的现代性。此美学体系以"废墟"为表现对象,以"寓言"作为表征形式,并表露出"救赎"的愿望,是一种"废墟——寓言体"。白先勇之《台北人》就可归为这类表达体,他描写了一群从大陆到台湾居住的外省族群的故事,并将其"寓言化",表现出一种忧郁的艰难的身份认同,作家试图对这种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进行消解,用"流动的国家"的概念对此类人表达他的救赎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