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艺术探索的中西镜像及其边界超越

旅法艺术理论家、艺术家熊秉明经历了从中国到西方,再从西方返回中国的跨文化;从哲学到艺术,再从艺术延伸至其他学科的跨学科;还有博涉雕塑、书法、诗歌等多种艺术的跨门类,从而使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艺术体验与理论思考熔铸一体。他的艺术探索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思想个性——异学互鉴,也就是中西两种异质性学术文化之间发生相互借鉴从而产生新的艺术思想的情形,其中包含五个环节:异学互望、异学互激、异学互惠、异学更生、异学新境。此外,熊秉明的典型意义还在于,他是20世纪艺术界理论与实践兼备的通会人格化身,并致力于构建理论与实践之间互通反哺的双向路径。熊秉明跨文化的艺术经验与面向实践的理论构想对于当前中西文化交流与文化复兴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

《太玄》赞辞所倡明君、贤臣思想述评

在《太玄》赞辞中，扬雄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多角度地反复阐述了他的明君、贤臣思想：有道明君是一国兴旺、人民安乐的根本；贤臣必待明君而后出；明君能从谏如流。他祖述孔、孟，揉合老、庄，创见虽不多，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西汉末年君昏臣奸的政治局面的不满，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传播学视角下熊式一《王宝川》英译研究

熊式一《王宝川》英译本和舞台剧在西方世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让西方读者和观众对中国古典戏曲、伦理道德、文化观念等有了正面的认识。文章基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框架,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等方面,探讨《王宝川》译介取得的巨大成功对中国传统戏曲对外传播的启示。

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思想述论——兼论现代新儒学“开出说”的理论困境与未来走向

在对传统儒学"内圣外王"历史困境的解构性认识和近代"中体西用""西化"思潮与现代社会危机的反思基础上,熊十力通过"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建构,实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开"外王"思想进路的现代重建。他的"内圣外王"思想也成为现代新儒学"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文化纲领的理论原型,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枢纽性的意义。但是,自熊十力以来,现代新儒学"内圣开外王"思想在"外王"层面却建树有限,因为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在客观历史实践层面的解决。只有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在现代生活实践的具体展开中,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才能真正地开显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这一生活实践的维度,应是现代新儒学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

《史记》所叙汉武之拓边陲

汉武帝利用汉初以来积累的巨大财富,开展了拓边活动,平南越、东越,使西南夷,定朝鲜,更主要的是击匈奴、通西域,最终取得了成效,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记》以其独特的视角,从营造强烈的辩论氛围、显见匈奴之干系国家财政的盈耗、表现汉武决策的缘由与成效、衬托年轻军事外交人员的胆识与才能,到蕴含着对拓边陲"非常之功"的赞誉等多方面,记述了汉武的拓边行动,并总体上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以诗歌重塑民族心灵——1930年代吴经熊的双语写作与诗学观念

吴经熊在民国时期不但是著名的法学家,而且也是享有声誉的文学家。他既参与创办英文期刊,发表大量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作品,同时也热衷于写作汉语旧体诗。本文通过梳理英文期刊的资料,还原当时文学氛围的疏离与语言环境的分裂,考察吴经熊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策略与动机;并可得出结论,他的双语实践不仅以"唐诗四季"诗学观念回应"感时忧国"的抒情传统,而且主张以诗歌重塑中国人的民族心灵,期待可以克服现代性危机,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权力等级。

新时期以来扬雄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于扬雄赋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梳理对扬雄赋研究的相关研究,评述在扬雄赋辨伪及系年、扬雄赋创作风格、扬雄赋论及其影响,以及对扬雄赋的评价等四个方面的成果,并对扬雄赋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文化十字路口的香港电影《王宝川》

1934年,熊式一根据传统京剧《红鬃烈马》改编成英语戏剧《王宝川》,其中做了许多重要的改变。《王宝川》先在伦敦西区的小剧场演出,大受欢迎,三年内共上演了近900场,后来又去美国百老汇和其他许多地方上演。《王宝川》还被改编成小说,并在电台和电视上播放。1957年,熊式一到了香港后拍摄制作的同名电影在当地义映,以飨观众。本文首先考察戏剧《王宝川》的创作背景和主要特色,然后介绍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以及电影《王宝川》的摄制经过,最后从娱乐文化、大众消费、电影美学等角度,分析讨论电影《王宝川》令人惋惜的失败之因。

随熊伟思海德格尔:读《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

熊伟先生是中国海德格尔思想研究奠基者,生平著述集于《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熊伟可不问胡塞尔,而成功交融海德格尔与华夏思想,因海德格尔是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反叛者,契合华夏非逻辑非科学的思想传统。理性主义传统是哲学主流正道:"哲学"一与科学相伴不离;二与逻辑学同根同源;三与基督教神学因缘难断。恰在视哲学为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才能理解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因华夏抒情诗歌传统,中国学人自以为和海德格尔思想相契,但谈及哲学主流,必须"从逻辑的观点看"。

从“王宝钏”到“王宝川”——熊式一自译作品《王宝川》探析

为了能够延续作品的艺术生命,熊式一将英国话剧"Lady Precious Stream"改编为中文话剧《王宝川》,这也是他热爱艺术事业的表现。这一自译行为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包括增译、减译、改译和增、减、改综合等,使《王宝川》舞台演出获得成功。

扬雄《方言》之称谓词探析

作为我国古代辞书系统的著作,西汉语言学家扬雄所撰的《方言》一书词汇较为丰富,颇具研究价值。本文将从该书的称谓词入手,依次对其亲属称谓、社交称谓展开分析,揭示汉代人重视道德礼制的浓厚宗法观念。

论吴经熊法律思想的浪漫因素

吴经熊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系法科改制后首任东吴法学院院长。他法学根底深厚,学贯中西,融合儒、道、禅哲学,以中华文化的玄妙精髓参悟唐诗的意境,并进而体会法律的艺术有其动人因素及美感经验,坚信均衡利益之冲突有赖法律人的智思心觉和直觉与耐心。他认为法之本质需通观整体,概观与个观兼备,法学研究应融贯理性与经验,实践可印证学理。浪漫因素是不断突破与创新的动力,从浪漫主义注重人的生命力与感受力,以及自由与丰富生活,获得方法论研究态度之启发。终其一生,吴经熊的法律思想几经转折,最后依归宗教,其动因与过程,浪漫因素有以致之。视吴氏为浪漫的人本法学家,不亦可乎!

从《方言》看扬雄的语言观

《方言》是一部中国西汉时期的方言词汇专著,由语言学家扬雄耗时二十七年撰成,被誉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通过历时比较、方域联系、民族意识、实证考察等方面的研判,重释《方言》的思想特征,可以揭示扬雄较为全面、成熟而复杂的语言观及其意义。

扬雄《蜀都赋》的知识来源与真伪辨析

旧题扬雄所作《蜀都赋》的真伪向有争议,文学辨伪常用的研判手段并不足以得出铁证。其实文本背后隐含的作者的观念与思想,更堪为确定作品真正时代之法门。自史学维度考察,该赋中“王基既夷,蜀侯尚丛”的祖源传说,实出于晋代常璩对蜀人先祖谱系的整合与重构,不当为西汉子云所知;以哲学角度探论,赋言“坤宫奠位”所依据的“九宫八卦”理论,乃基于后学对扬雄等人所持“四卦-四时”卦气论的发展,故不应是扬雄所具备的认知。通过多维的综合考察,可定所谓“扬雄《蜀都赋》”为托名之作,并反思文学辨伪的方法与实践。

吴经熊论法的艺术精神

作为一位学贯古今,纵横中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吴经熊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法学、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之,人们都能从中领略到吴经熊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所代表的一般志士仁人的治学治世的品性。本文以吴经熊前后期法哲学立场的转向为大背景对其法的艺术精神之论旨进行阐发。第一部分从吴经熊前期实证主义的法学立场来讨论法律中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利益的衡平以及秩序的对称、和谐之美;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在重归自然法哲学后,吴经熊从上承天性,下启人智的神性自然法思想中所体悟到的法之艺术的超验层面。一方面,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内在价值所体现的本质正是对于人性的关怀之美;另一方面,在吴经熊的自然法哲学中,正义根源于永恒法(神的智慧)的不变价值,上帝永恒之法通过自然法道成肉身(人定法)所映照出来的正是神性的光辉。最后一部分则指出吴经熊之所以有这一番不同于他人的领悟,除了得益于那段皈依天主教的信仰之旅外,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各种知识文化背景中所锻造出来的认识方式——直觉,正是这种"直觉"不断引领着他逐渐走向超越与圆融的心性与人生。

论“理一分殊”观念与熊十力体用哲学的建构——以《新唯识论》为中心

从《新唯识论》来看,“理一分殊”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观念对熊十力“体用不二”思想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熊氏而言,“体用不二”的实质即是“体一”与“用殊”的不二:一方面,“体一”是“用殊”的来源和根据,“用殊”必统摄于“体一”,并完整地涵具“体一”;另一方面,“用殊”是“体一”的作用和表现,“体一”必显发为“用殊”,并备具于“用殊”。因此,这两者之间相涵互摄、相依互成而圆融不二。熊氏在其功能论与理气论中,通过对“理一分殊”观念的深度诠释与灵活运用,有力地透显出其体用哲学的圆融性与辩证性。

文化回译视角下熊式一《天桥》自译研究

作为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的先驱者之一,熊式一将其异语创作The Bridge of Heaven自译为《天桥》,同时赋予其文化回译与自译的双重属性,这种复杂性与兼容性让《天桥》自译本具有了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译学界重视。文章从文化回译的视角切入,基于文化回译与自译的概念重叠关系,以熊式一的《天桥》自译本为个案,通过文本比读,聚焦文本内的文化元素、叙事文体、叙事视角及叙事情节等维度,探析熊式一自译《天桥》时“还原为主,建构为辅”的译者主体性痕迹,希望为海外离散作家群体的自译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重读熊秉明

熊秉明作为20世纪中国书法研究的一位关键人物,他以《张旭狂草》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享誉学界。尽管他在海外是因一系列机缘巧合,而转向研究书法,但却因此前的学习背景与个人才能,特别是对故国文化之深情,对中国书法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熊秉明的书法研究促进了现代中国书法研究的转向,他所留下的宝贵遗产影响至今。本文通过重读熊秉明的重要著作,重新思考他所留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不仅应关注他具体的论断,更应汲取他的研究方法,以促进当代的相关研究。

熊式一与中国京剧《王宝川》的文化翻译

熊式一是20世纪上半期与林语堂齐名的在西方最有影响的中国离散作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将中国京剧搬上英美舞台的戏剧翻译家。然而,我国翻译界目前对熊式一的翻译活动及其成功英译中国传统戏剧《王宝川》的相关研究很少。本文描述熊式一近半个世纪的中英文翻译活动,考察熊译《王宝川》的文化翻译策略,探讨英译《王宝川》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世界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主要归于3方面:(1)译者将中国京剧改编为适合西方舞台演出的英文话剧;(2)巧妙的广告宣传以及赞助人的大力扶持;(3)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王宝川》翻译和上演的成功经验能够为当前中国戏剧走向英语世界提供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