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董仲舒后学严颜学派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其学说。该学派被东汉政府立在学官,成为官方的学问。严氏学派门人弟子人数众多,分出多家学派分支;颜氏学派略逊严氏学派一筹,但影响亦不容小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存世极少的汉代碑刻也保存了不少严颜学派的史料,反映了董子后学严颜学派在社会中下层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其故里及周边都有相关遗迹。胡毋生与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可能二人有相同的学术渊源。董仲舒有五大弟子: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吾丘寿王、东平赢公。龙门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东平赢公守师法不辍,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董仲舒学说。

基于标目数据的《春秋》三传人物信息组织与处理流程

手工时代编纂的《春秋经传引得》具有较高的质量,将其中标目数据应用于典籍人物组织有助于继续发挥其在数字化时代的价值。文章利用数字化《春秋经传引得》中标目数据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人名称谓进行消歧,按照说明语对相关标目进行聚合,赋予人物唯一标识符以实现人物信息的规范控制;对多标目人物进行校验,建构起一套可追溯、可复用、动态维护的典籍人物信息组织方案。文章共完成3本典籍中3,270条人物信息的组织,提出的“典籍-标目-人物”信息组织架构有助于实现典籍知识的组织与挖掘。

“情”在儒家伦常秩序中的地位——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例

胡安国《春秋传》以“情”为基点,通过“爱”与“畏”两种本真情之样态运作,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上构建了五伦亲疏格局和三伦社会政治治理次序,为宗法秩序的正当性找到了情感认同根基。基于此,胡安国又以“父子”这根人伦主轴为发端,通过对“孝”与“敬”的进一步伸张,以家庭秩序等差建构为起点支持,以此达成政治秩序建构之目的。为规范伦常秩序运行的实践路径,胡安国遵循“称情节文”的逻辑理路,通过礼与情的互动,最终以“乐”使二者沟通并契合,为伦常秩序的合理性提供治世参照。

承经传申明大义,继绝学嘉惠后世——2020-2023年公羊读书班活动综述

由余治平教授带领的读书班从2020年开始,到2023年暂告一段落,坚持四年,在国内一众读书班中独树一帜。关键有五点经验:一是要读好经。从学理上看,研究董子,必要晓通《公羊》;从现实考虑,新人难以独立入门《春秋繁露》。二是好读经。四年来,读书班吸引了国内国际公羊学和董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促成了一场场跨国、跨领域的专业交叉与学术交流。三是会读经。成员们摸索出一条余门独有的解经方法:《公羊》为本,凡经必解,凡《传》必解,凡引必解。四是勤读经。读书班成果斐然,已完成《春秋公羊余门讲读记》三修稿和《公羊华章传千秋》,发表了一系列公羊学论文和出版专著,赢得业内关注和认可。五是读经好。大家乐在其中,形成一个健康、向上、抱团的学习氛围。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公》《穀》“取郜大鼎于宋”发微

“取郜大鼎于宋”为《春秋》鲁桓公二年所载之文。《公》《穀》二传皆肯定鲁桓公“受赂而还,以成宋乱”的历史事实。基于此,《公羊传》又批评宋国灭郜取其鼎。在义理阐发上,《穀梁传》言“名从主人,物从中国”,颇重亲亲与尊尊之间的张力,并强调夷夏之分。《公羊传》则欲通过“器从名,地从主人”申明孔子寓《春秋》中“兴乱继绝”的万世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家在形名问题上的相关讨论,可以视作孔子正名思想的经学化解读。就“取郜大鼎于宋”所阐义理来看,二传所述各有所长,呈现出《春秋》学内部不同的诠释学特色。

思想与政治的互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董仲舒通过阐发《春秋》公羊学,积极回应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和时代要求,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董仲舒的建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发挥尊王思想,突出君主的权威,以顺应汉初消除王国威胁、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对不受约束所导致的极端膨胀,提出“屈君而伸天”;二,倡导“大一统”,主张政治上权力统一于王,思想上统一于儒学,同时强调统之“正”,规范君主行为;三,主张改制更化,重视开始,端正本原,在坚持常道基础上,以《春秋》为依据变易制度,适应作新王之要求,为后世立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的需求高度吻合,也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民众的利益需求,最终为统治集团接受,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永乐大典》残卷所见杜谔《春秋会义》原文校说

杜谔《春秋会义》在宋元明时期流传较广。此书于明永乐初曾抄入《永乐大典》,至万历年间仍有保存,但其后则渐佚不传。直到乾隆时期,杨昌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杜谔《春秋会义》,始复行于世。之后,又经录副、校理、传刻衍生出多种版本。今传版本有十二卷、二十六卷与四十卷三个系统。今存《永乐大典》残卷中,卷五二九六、卷五二九七、卷六五○四及卷六五○五载录杜谔《春秋会义》原文凡十五条,将今传诸本与此原文对勘覆校,时有异文,颇资考说。今传诸本各有讹脱衍倒,各有整理校订,版本之间互有异同。就可靠性而言,同系统的版本基本一致,孔氏抄校本最接近《永乐大典》原貌。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程公説《春秋分記》的體例、經解與史鑑

宋代出現許多以新史體改編《春秋》經傳體例的著作,其中以程公説《春秋分記》的卷數最多,主題也最豐富,是一部完整的綜合性撰述,但學界較少關注體例改編的總體趨勢和學術意義,故本文嘗試開拓這類型的研究課題,聚焦程公説《春秋分記》的編纂體例、經解義法和史鑑寄寓。本文認爲《春秋分記》以史體“紀傳體”多元地反映春秋歷史的面貌,足以作爲研究《左傳》重要的參考依據。程公説雖以胡安國《春秋傳》爲經解旨歸,但透過史體綰合深刻的經解義理,高度依附《左傳》,將麟經詮釋導向務實客觀的路線,與南宋捨傳從經的解經路徑有所不同。又能上承《春秋》“懲惡勸善”的史鑑精神,從其史事制度的沿革興變總結出歷史經驗,寓託不少垂訓警惕的史鑑觀點,形成一套獨有的内在理路與學術特色。

从《左传》涉玉事例管窥春秋时期的交往文化及其心理

《左传》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涉玉事例,可划分为礼器与财贿两大类,礼器用于赠礼、明器、祭祀与盟誓等礼仪行为,财贿以贿赂、劫掠、赏赐等世俗交往为主。涉玉事例存在双向交往与单向交往两种交往模式,并遵循一定的价值理念。通过举证分析将春秋时人的交往心理归纳为注重功利性与效用性、追求物质享受与财富积累以及礼乐变更中的矛盾心理等方面。

《左传》中的鬼神、人与梦

《左传》中的鬼神现象,由鬼神发出,以梦等异象为媒介,以卜筮为破译工具,最后到达人类这一接收终端,是一种预言信号。鬼神与人之间是由单向崇拜到双向羁绊的关系,具体表现在鬼神与氏族间的共生互赖关系,与统治阶级之间籍由“信”而由单向服从到双向约束与利用的关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互相主宰关系。作为媒介的梦现象描写,体现了《左传》中虚构描画与缜密逻辑的浑然一体,微言大义,跳跃叙事,为后世记梦文学之滥觞。

董仲舒公羊学的大一统王权合法性叙事

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公羊传》历史叙事的创造性诠释,在“圣王一体”的价值语境下,建构起大一统王权的合法性理论体系。在对《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董仲舒一方面把这些事件与时代问题结合起来,会通天人,使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指出了“由王而圣”的可能性,为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在“圣王一体”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影响下,董仲舒又采取“由圣而王”的路径,对孔子为“素王”而为后世制宪立法进行了深入诠释,实现了“圣”与“王”的逻辑统一。这使《春秋》成为汉代纲纪天下的法典性文本,也奠定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董仲舒与公孙弘的人格和事业

董仲舒、公孙弘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两位著名儒者。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是大思想家,“为群儒首”;《天人三策》是西汉政治更化和文化建设的经典文献,直接影响了武帝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董仲舒继承儒家的中心观念,如任德而不任刑、仁义礼智信等,且把它们置于通俗的阴阳五行的天道构架中。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是西汉第一位封侯拜相的儒者。元光元年,公孙弘对策,天子擢弘对为第一。他秉承武帝之命,著《功令》,具体制订了汉廷置博士弟子员的措施。这表明他精通文法吏事,与陈义高远而疏阔于事的儒生不同。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的重要建议,公孙弘是兴太学之议的具体践行者。汉廷兴太学,为儒者打开了仕途的通路,儒家“学而优则仕”“得君行道”的理想得以实现。这一方面使专制政治受到儒家之道的影响,且增加了官僚机构中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把《五经》与儒者置于政治权势下,以达到控制儒者且歪曲《五经》而使之成为专制政治缘饰品之目的。他们二人是同时代人,皆习《公羊春秋》,在仕途上颇有交集,在儒学和功业上相互映衬。董仲舒是一位醇儒,方正严肃,克己复礼,且以仁义之道修身,知行合一。公孙弘的人格复杂矛盾,恢奇多闻,辩论有余,生活节俭,阳善阴恶,曲学阿世。

海昏侯墓所見《公羊傳》文句補論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鏡和《春秋》簡上有不少内容與《公羊傳》有關。通過文字辨析和文獻對讀,文章對目前存疑的一些文句作討論,包括“臣詑君子□必四面起矣”“立於門北”“五月壬□會□侯□子玄子明于□□□□”“師也曷附子曰”等。這些文句可以與《公羊傳》等傳世文獻互相證明。

《左传·僖公二年》“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考论

《左传·僖公二年》提到晋国有“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两件至宝。汉儒解经,多主“屈产”为地名,结合上古汉语构词机制,可知“屈产”之“产”为动词,“屈”为地名,即晋公子夷吾之封地。屈邑有南北二处,《左传·僖公二年》所言“屈地”乃北屈,位于今山西吉县一带。地方志多主张“垂棘之璧”与山西曲沃的吉(棘)璧村有关,有说法以水晶簇的三种形态和六种颜色,分别附会“三棘”与“六异”。据《墨子》相关条目及《说文》《尔雅》等训释,可知“三棘六异”即为“三翮六翼”,亦即“九鼎”,吉(棘)璧村与水晶簇实为附会之说。综合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及清人沈钦韩的考证,可以确定“垂山”即为“垂棘”,位于今山西高都镇境内。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