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在儒家伦常秩序中的地位——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例

胡安国《春秋传》以“情”为基点,通过“爱”与“畏”两种本真情之样态运作,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上构建了五伦亲疏格局和三伦社会政治治理次序,为宗法秩序的正当性找到了情感认同根基。基于此,胡安国又以“父子”这根人伦主轴为发端,通过对“孝”与“敬”的进一步伸张,以家庭秩序等差建构为起点支持,以此达成政治秩序建构之目的。为规范伦常秩序运行的实践路径,胡安国遵循“称情节文”的逻辑理路,通过礼与情的互动,最终以“乐”使二者沟通并契合,为伦常秩序的合理性提供治世参照。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

胡安国是南宋理学的开创者,其理学紧密结合国家的现实危难,所上《时政论》亦有学理价值。此外,胡安国还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尊奉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和程颐共七家之学说为撰述纲领,这是胡安国标举的思想旗帜。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传》成了考试指南。胡安国欲以自己的著作来顶替《左传》,这一点他没有办到。尽管《春秋胡传》具有理学的深刻性,但它却缺少史传文学的情节性和生动性。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胡安国的“尊君强本”政治伦理思想

胡安国的政治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所著《春秋传》中,而《春秋传》的核心思想主要是"尊君强本"。由此可见,胡安国的政治伦理思想核心在于"尊君强本"。这是由胡安国早年求学太学,得《春秋》之旨和理学之义,而后基于其对"义利""常变"的理解催生而来。胡安国解"元"为"理",解"理"为"心",并主张"尽心成性",为"尊君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其"尊君强本"思想包括三层最基本的内涵:贵德贱利、尊君抑臣和尊华攘夷。其中,"贵德贱利"为"尊王抑臣""尊华攘夷"之总纲,核心在于"贵德";"尊君抑臣"为内政之方,目的在于"尊君";"尊华攘夷"为处理外事之准则,核心为"尊华"。胡安国的"尊君强本"思想奠定了湖湘学政治伦理思想的基调。

黄宗羲的春秋学

黄宗羲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提出《春秋》取材于列国之史,并不局限于鲁史,并指出其有脱简与错误,从而还《春秋》以史的面目。他对《春秋胡氏传》进行了批判,指出其被义例束缚了,并多处违背经文。他还结合历法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

胡安国对程颐《春秋传》的继承与发展

在宋代《春秋》学中,程颐承上启下,对胡安国影响甚深。通过对两部《春秋传》的比较,可见胡著对程著存在继承关系;特别是在天理、义利、夷夏、君臣等方面,胡安国对程颐多有引申和发挥。胡氏《春秋》学大纲本诸程氏,在其基础上又有所深化,义理愈加精微严密,实有后出转精之意。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灾异”思想管窥

胡安国是两宋理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学者,以《春秋》学名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胡安国"灾异"说的立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两个方面进行剖析,以便从中管窥其为学特点及思想倾向。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理”驭“势”——论胡安国《春秋传》的义理逻辑

胡安国以天理统摄《春秋》大义,将之作为经学义理的最高本体,天理以“理一分殊”的方式得到体现。因此,其在经学诠释上,有着“以理驭势”的义理逻辑:天理通过圣人书法落实于具体历史实践,来驾驭和制衡人欲横流无理的时势。以“理”驭“势”的义理逻辑,在诠释中具体地落实为重义轻利、贵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胡安国藉以理驭势的内在逻辑建构其《春秋》学的义理大纲,是道学奠立《六经》理论范式的重要表现,决定着南宋到清初《春秋》学的基本形态。

胡安国《春秋传》民本思想精义钩沉

胡安国对《春秋》经文的注解,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在《春秋传》中,他不但指出《春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而且反复劝谏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方可邦宁。一是“重民力,役有时”。对于《春秋》经文中书写记载的民间徭役、军事演练和操习等事,胡《传》主张人君不仅要慎用、爱惜和保存民力,更要用民以时,不可肆意侵占农时。二是“急民事,谨天灾”。胡《传》常通过“天人感应”的天灾谴告说,告诫人君要心系民事,重视和关心民生民命。三是“赋税任其宜”。民之税赋方面,胡《传》以轻征薄敛为原则,认为国家应当根据不同时宜对民征收与返还,以恤民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三传评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春秋三传的提要重点是《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提要能够宏观地把握学术史师承与走向,介绍图书内容。但是在尊王攘夷问题上持绝对左倾姿态,除对图书删改节选以外,还对宋代胡安国等影响较大的图书进行攻击,其影响则在图书之外。究其原因,这应该和康熙、乾隆大兴文字狱有关。

北并于南——元代北方春秋学的发展演变

元代北方春秋学的发展演变是学术“北反并于南”的典型。金亡之后,一批北方学者如李昶、敬铉延续金源遗风,偏重《左传》及杜预注,与南方学术鲜有关联;而以郝经为代表的赵复追随者,试图以南来理学对《春秋》展开新的诠释。学术思想上的驳杂,则是南北学术初步融合的结果。元朝统一南北之后,在南北理学之士的共同推动下,程朱理学成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科举《春秋》经义许用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在政治(科举)的强力影响下,南方学术统一南北。北方春秋学的研究方法、思路、主旨都失去了北方特色,与南方春秋学著述已无二致。北方学者在胡安国《春秋传》被立为官学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影响了元明二代春秋学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