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似禅非禅”说考辨

宋明儒学发展出由人心到宇宙的新儒学范畴,无疑是受到佛教影响。明初陈献章之学强调主体通过静心涵养的工夫手段,将宇宙万物视作由自身“主一”发散至外界的心物相通,以寻求“此心此理”的契合范畴。但同门胡居仁及明中期的罗钦顺直言陈献章之学是“似禅”之学,此番诘难使后世易对陈献章之学产生理解偏差。故通过陈献章“主静”“虚寂”等“似禅非禅”之考辨,并考察陈献章诗学对佛教禅学的掫聚和改造,从而重现陈献章闳识孤怀之风采。

论胡居仁之“心学”及其“两心”困境

胡居仁为捍卫理学的正统和权威,主动阐述了一套理学之“心学”来攻斥陈白沙之心学为异端。他认为,异端之心学用“心无存主”的静坐方法只会落得“空寂”之病、作弄精神,而理学之“心学”用“心有存主”的主敬工夫则可以通达万变、宰制万物。究其立论根源乃在于心具众理、心与理本一,所以心存则理明、制心则理亡。然而胡居仁这一套“心学”理论自身存在着难以解释的“两心”困境,另外,他只是把陈白沙心学打为禅学,并集中对禅学进行“深辩详辟”,并没有认识到陈白沙心学具有的独特性,自然就无法对之进行有力的批判。这些不足,是其贬辟异端、捍卫理学未见效力的自身原因。

宋明江右儒学主静工夫之旨趣

宋明时期,江右是宋明理学的重镇。江右思想家对主静工夫的关注和阐发异彩纷呈,将周敦颐所开启的静论思想一以贯之。周敦颐提出的“无欲故静”“主静立人极”的思想不仅对之后的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开创了江右的静论传统。陆九渊以“心赅动静”为标识,以动静如一检视心性修养之功效,开创了心学的静论传统,同时也是抚州地区静论的代表。胡居仁自觉接续朱熹之学统,以“敬贯动静”为标识,以常存天理,拒入虚寂无实为学问进路,是上饶地区静论的代表。聂豹、罗洪先承阳明之教,浑融心学、理学之静论,默契濂溪主静之旨,以“主静归寂”“主静立体”为标识,立足于以主静之学消化良知学,他们属于阳明后学中主工夫一派,是吉安地区王学静论的代表。江右静学的传统连绵不绝,横贯理学与心学,可谓是宋明时期熠熠生辉的地域性思想。

浅析胡居仁对陈献章之批评

胡居仁与陈献章同为吴与弼受业门徒,然治学理路却大相径庭。胡氏站在维护儒学正统的立场,从工夫修养论方面批评陈氏的心学理路,具体有三:"屏绝思虑以求静";"不读书";"放开太早,求乐太早"。这为深入研究明初理学流衍提供了极佳的视点。

明初理学家胡居仁的书院教育实践与书院观略论

胡居仁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书院教育家。他绝意科举,毕生与书院结缘,先后受业、掌教、创建、主持和访学多所书院。他在生动的书院教育实践中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书院观,包括"刊落浮华,一趋本实"的书院教育宗旨、"好古信道"的书院教师观、"汲汲于奔竞者不必招至"的书院生徒观等。胡居仁以发明书院之独立和不妥协精神,在中国书院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修己治人”:胡居仁理想人格的实现路径

实现圣人治国是儒家学者们的理想,更是胡居仁的追求目标。为此,胡居仁对人性展开探讨,从宇宙本体论出发论证人性的产生、人性善及其普遍性,并把人性善的普遍性论证作为仁政手段“修己治人”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在胡居仁看来,“修己治人”包含孔孟等儒家学者所言“为仁由己”“克己复礼”之意,但依据主体性原则,其针对的对象有所差异。仁政王道的实现主要依靠统治者的修身、爱民、任贤,但修己与治人之间的非充分条件也要求刑法的存在。这也就决定了圣人的“修己治人”之道,以立大本、任贤才为主,而刑法则为辅。

理学家胡居仁诗歌研究

明朝余干人胡居仁,身兼理学家、教育家、隐逸者于一身,在明初的学术界和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受明初文化、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学精神的影响,整体内容呈现两种倾向:一为隐逸诗,有“北窗闲客在羲皇”的抒发性情,也有“肃然起坐正衣冠”的“敬中有乐”。二为理学诗,理学的渗透使其多表达文道妙契的热忱与对圣贤之学的执着;同时作为教育家,其为人之师的儒者心态则呈现了警示说教的特点。此两类诗总体呈现出自然醇正的风格。

胡居仁人性论的理本意蕴及其诠释向度

胡居仁在理本论视域下论性,归性于理。他通过梳理理的主宰地位、“理一分殊”的特性以及气化流行的方式,论述性、理关系以及性的产生问题。在此基础上,胡居仁从理本论出发,强调性善的同时,立足于气禀对性的善恶展开系统的反思。性善作为胡居仁人性论的道德目标,决定了其持敬工夫论必然以性善为旨归。

在境外的沃土中扩展中华文化的精神领地——评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

从表面上看,“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各自为战,构不成群体,其实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创新性、本土性、争议性、史料性,成为构筑境外文学研究的新高地。他们研究文学问题十分“接地气”,在商品社会中注重超越世俗和功利,实现了对物化世界的突围,为共同构筑“文学粤军”乃至中华文化的大同世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