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间诉求的内在规律性诠释——评电视剧《沂蒙》

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电视剧《沂蒙》首先表现了民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当初的混沌懵懂到最终皈依共产党的领导,展现了民间认同和皈依共产党的"心路历程";其次还表现了共产党对民间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意识的复苏和觉醒,特别是女性的个性解放;再次是革命话语向民间话语成功转换,使民间话语隐含着革命话语,实现了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汇与贯通。总的来说,电视剧《沂蒙》是近年来主旋律影视作品中少见的成功之作,这正是编剧和导演等主创人员深入生活,以生活为师的结果。但其在对历史被遮蔽的那面予以彰显的同时,还存在着由此而来的新的遮蔽等局限。

赵孟介壶新研

赵孟介壶，共两器，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该器有铭文19字，铭为：“禺（遇）邗王于黄池，为赵孟疥（介），邗王之悬（锡）金，台（以）为祠器。”（《殷周金文集成））9678及9679）该器自出土以来，已有十余位学者对之进行了探讨。目前，诸家对该器年代的认识基本一致，多数学者认为该器作于黄池之会后不久，即公元前482年或以后不久。

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

孟棨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20世纪关于杨朱的研究:以蒙文通、郭沫若、侯外庐、刘泽华等人为中心

20世纪对于杨朱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第一,杨朱学派传承关系的研究,以蒙文通、郭沫若为代表,把詹何、子华子、魏牟、陈仲、彭蒙、田骈、慎到以及宋钘、尹文等人列入杨朱学派,并将其与黄老道家关联起来;第二,对于杨朱思想性质的研究,1949年之后,以侯外庐、刘泽华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把杨朱理论核心定性为强烈的个体意识,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评价和1949年以前胡适等人的评价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大致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与当时儒家思想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理念及其方法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狐梦》主人公考实与小说意旨发微

蒲松龄结撰狐鬼故事,作法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本文就《狐梦》篇实写友人做梦之时地、因由,处处显示作者之在场,为之编织的与狐女的一段姻缘,近乎一幕游戏性的轻喜剧,析出此篇小说书写的是由友人爱读其小说油然生发的快慰之情,这也成为蒲松龄在毕家坐馆期间继续创作《聊斋志异》的一种动因。

天然地基验槽与局部处理

阐述了验槽的单位组成及验槽的目的,介绍了验槽具备的条件和资料及验槽的内容,针对验槽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处理措施,并指出验槽中出现的问题以局部问题为多,局部地基处理要与整个建筑物地基统一考虑,以免造成处理后的地基不均匀沉降。

华美协进社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及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1926年成立于纽约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是在美国成立的第一个致力于向美国大众介绍中国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教育文化组织。它与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主要创办者胡适、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保罗·孟禄(Paul Monroe),华美协进社首任社长郭秉文、继任社长孟治以及此后的继任者,多数是具有哥伦比亚大学背景的学者。1980年代以来,负责华美协进社教育项目的 Marsha Wagner,Morris Rossabi Nancy Jervis以及自2000年以来负责华美协进社语言部工作的本文作者等,也都有哥伦比亚大学背景。自成立至今,华美协进社通过演讲宣传、办展览,设讲座和举办培训班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为交流中美教育文化信息,增进中美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推动中美两国间交换教授与学生,协助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概况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考据”与“义理”--王国维、孟森、胡适关于《水经注》公案的论辩

自清中叶以来,关于《水经注》公案的议论可谓众说纷纭。民国年间,有关《水经注》公案的论辩更是将这个问题推到学界关注的中心。论辩双方均以考证文章作为基本形式,阐述己方之观点。王国维、孟森在公案的讨论中通过文本的校勘得出结论,虽不免“过火”之处,基本上仍遵循了“论从事出”的原则。而胡适应已先期抱有“确信被告是无罪的,甚至有罪的恰恰是原告”的心态,通过外围反证和否定论学对手的正当性来证成自己的观点,而“先立大本”的论证方法,使得胡适的观点在讨论中常常表现出“证据”与“结论”的张力。在这场看似以纯粹的客观考证为指归的学术论辩中,其实蕴含着不易为外人察觉的观点之争。通过对这场公案的再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观察论辩双方的论学心态以及背后幽微难察的学术话语权的建构过程。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从校勘学角度看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

本文尝试借用史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所提出的方法论,来考察霍克思如何组织《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胡适总结出校勘学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的成分: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霍克思的英译本所体现出来的他在翻译之前的校勘工作,确实说明他发现了底本的错误并且加以改正。本文则试图通过双语版《红楼梦》的校勘来说明霍克思所改不误。

新文化运动时期个性主义教育思想研究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蔡元培、蒋梦麟阐述并倡导了现代形态的以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教育目的论,赋予自由主义人的教育主体性以质的规定性。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教育思想,一方面,尽管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个性与群性的均衡发展,是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更是对于时代主题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