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 Hu Houxuan, "Xia and the Tu State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A Consideration" Gudai Chengbang Shi Yanjiu (Studies on Ancient City States) Renmin Press, 1989, Pp. 340-353.

This article verified that the Tu state mentioned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was the Xia people after the Xia Dynasty had been conquered by Tang, the first king of the Shang Dynasty m c.a. 16th century B.C. The state of Xia, which originated from Yu, was entitled "Xia Hou"; its king was hence called "Xia Hou Di" (Emperor of Xia Hou), e.g."Xia Hou Di Qi". The Xia people, together with the Yin (Shang) people, and the Zhou people, were the so-called "people of San Dai" (Three Dynasties). As mentioned in "Lunyu, Bayi", they founded the states, with the Xia people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pine, the Yin people with the cypress, and the Zhou people with the chestnut.

清民之际教育变革的另类风景——《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所引发的学术思考

田正平所著《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聚焦于现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教育变革”,提供了理解清民之际日记资料的教育学视角,为反思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进程打开了新视窗。尤其是对刘大鹏面对教育变革时的心理及应对情绪的分析、将胡适视为为国族寻求出路的精英与教育家角色的定位,以及对竺可桢作为一代大学领袖高尚品格与精神向度的展现,都显明作者把握住了作为社会分层和个体学养形成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教育环节的重要作用。从后设视角来看,在处理日记这类特殊史料时,应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意识,参证各类材料,才能呈现新问题;而对个案的考察也应摒弃过于主观的思维旧习,还原个体存在的历史语境,客观呈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此外,对清民之际知识精英们的省思不能仅停留在思想的还原层面,还需继续追问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其思想的职守及特殊的历史情境对于这一思想完形的造就作用。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1935年胡适南游与北学南传

1930年代初,胡适改革北大文史学科,希望以现代学科建立学术社会。1935年1月,胡适应香港大学之邀南游讲学,引发广东当局的强烈反弹,以及读经问题的争议。此事既可视为近代以来西化与复古、新旧之争的延续,更反映了国人由来已久转化中国文化的不同路径:以涵养的方式领会经典义理,为政化民;抑或以史代经,以科学整理国故,建立现代学术系统。如若在现代学术体制演化的脉络中,以胡适南游与北学南传为切入点,考察胡适、古直、许地山等学人的言行,阐释多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理念与取法,既有助于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性,又能为我们理解南北、新旧学术的融合,揭示中国文化近代传承的多元路径提供有效参考。

胡适与中美《桐油借款合约》考析——基于哥大藏陈光甫文件与胡适日记的比较研究

通过哥伦比亚大学藏陈光甫文件与现存胡适日记的比较,查明具体史事,考析胡适日记的“缺失”内容,可知胡适尽管并未直接参与中美桐油借款谈判,但在关键时刻与陈光甫精诚合作,在策略制定上提供辅助和给予支持,并间接推动美国国务院对借款政策的调整和转变,为借款谈判的成功发挥了独特作用。进一步而言,中美桐油借款谈判实际上体现了国民政府对美国外交双轨并行的策略,即实行双代表体制。这一体制缘于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特别是联邦财政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援助上的不同立场。在双代表体制下,国民政府“舍外交部而就财部”,通过陈光甫与胡适的共同努力,最终突破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推动《桐油借款合约》的达成。

杜威访华与五四时期的地方教育界

杜威访华是五四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意义的文化事件。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界,在促成杜威访华和安排其在国内的行程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杜威的译介侧重于其实验主义哲学,希望借助杜威在北大的课程与演讲,提升北大的学术水准;而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却主要在地方教育界觅得知音。这一分途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具症候意义。透过杜威的眼光以及杜威访华所关联的诸多人事,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地方教育界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胡适考试思想探赜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改革方案。作为其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部分,胡适的考试思想形成于丰富的教育实践中,不仅汲取传统考试文化的精髓,也受到改良主义思潮和西方测量理论的影响,极具时代特色。他重视考试文化建设,倡导人们重建“考试信仰”;在充分肯定中国科举制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主张建立“弹性主义”的考试制度、科学的“考试任官”制度、严格的考铨制度和考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考试的标准化和科学化发展。胡适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路径中所形成的考试思想,不仅对民国考试制度的实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我国当前考试事业的发展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阅读”梁启超:少年胡适文学观的初步养成

循着胡适日记、书信、少时创作及回忆录等文献资料,可以发现梁启超著述及文章在少年胡适文学观生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胡适秉承“实用文学观”,把文学创作视为“新民”工具,从社会教化角度进行价值评判,渴望效仿梁启超借言论影响世道人心;为使文章达到开启民智的效果,胡适则学梁启超让读者跟其思想走,在创作中积极贯彻“读者本位意识”,使文章最大限度发挥社会效应;依托当时形成的特定集体阅读机制,梁启超的文章及思想也促成了胡适“少年气质”的养成,帮助少年胡适开启新的学术眼界。

“整理国故”运动与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的写作缘起

由于龙榆生“彊村传人”的身份,此前学界更关注他在词学研究中“传统”的一面,并将《研究词学之商榷》中的“八科”分类视为现代词学形成的标志。但1928年龙榆生赴暨南大学任教后,与胡适产生交往,他早期的《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等著作多有引用胡适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诸篇论文中,龙榆生始终以胡适为潜在的对话对象,并试图超越。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借助“整理国故”运动主张的体系化、科学化、社会历史分析等思路,顺应主流文学研究的趋势,构建了完整的研究体系:从词体内部声律出发的声调之学,从外部文史考证出发的批评之学,以及具有综合性质的目录之学。《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的现代性体现在对“整理国故”所提倡方法的摄取,以及建构声调、批评、目录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

《校勘学方法论》所见胡适校勘学思想平议——兼论其对王念孙理校成果的批评

胡适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巨擘,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可谓继梁启超以后的第一人,他在1930年代撰作的《校勘学方法论》中对王念孙的理校成果持批评的态度,而此文原稿现藏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通过比对草稿与定稿所见删乙改订之迹,配合胡适手稿、书信、日记等材料,尝试考见胡适校勘学思想的学术脉络与嬗变之端倪,并以中西校勘学比较为参照,辅以近世出土文献材料与王念孙理校成果的比对,评骘胡适校勘“重对校,轻理校”思想之得失。

虚幻的精神高度——胡适改创《西游记》第八十一难之文化生态新论

胡适认为吴承恩版《西游记》第八十一难太过寒伧有补凑之感,因此自己改创为唐僧割肉饲魔道成肉身。胡适改本借镜了古典小说改作、仿作的一般传统,又直接改写自佛教经典,借用佛教经典母题创作,并借鉴吸收佛经和《西游记》的白话,希望促进白话和白话小说的发展。胡适改创虽不逮吴著,但反映出转型时期的文学观念,既体现了近代转型文化生态的驳杂繁复特点,对虚构文学的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精神高度。胡适想超越吴承恩版第八十一难虽然虚幻,但他在文化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既承继传统又面向未来构建新知识体系的求新求变之尝试值得肯定。

韦政通学思历程中胡适形象的变迁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开一代风气的著名学者,影响的学人不计其数,当代思想史家韦政通即是其中之一。时代的客观际遇和自身的思想探求使韦政通一生的学思历程几经波折,他对胡适的认识和评价亦相应地发生了多次变化,胡适在其心目中也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形象。1954年拜入牟门后,韦政通开启了深受牟宗三影响的“信仰之旅”,一直持续到1960年。在这一时期,作为儒家信徒的韦政通对胡适多有偏见,视其为“学阀”、传统的“罪人”。1962年后,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韦政通的思想发生剧变,并最终脱离师门,走上了批判儒家思想、致力思想探险之路。他开始重新看待胡适,胡适在其心目中变成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一个批判传统不够深入的保守主义者,一个过渡时代的悲情人物。1970年代,韦政通经过“现代化运动”的洗礼后,走出了思想转型的激越期,开始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儒家思想。他对胡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高度评价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历史贡献,同时也客观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胡适在他心目中变成一个有多重面向的立体而复杂的历史人物。韦政通心目中胡适形象的变迁既体现了其自身思想的演进,也反映了台湾地区时空背景的流转,蕴涵着丰富的时代与社会信息。

徐复观之眼观胡适:潜而未发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自身的学术思想见解常在对胡适的评述中展开。然则从治学取向到文化理念,二氏间存在不可逾越的观念鸿沟,这背后是两代学人间容易被人忽视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有别于前人与胡适的论争,徐复观既质疑了胡适承自乾嘉考据学的“科学方法”,给出一套考证与疏释结合、提要钩玄思想家的中心结构的思想史方法,又对胡适以西方现代启蒙理念评判传统的“科学态度”作了细致反思,力图从中国本位出发,发掘本国文化的价值。徐复观对胡适“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的省察,可为今日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台湾地区知识界现代化话语建构中的“胡适影像”

台湾地区知识界现代化话语建构肇始于日据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拓展于光复初期的“新启蒙运动”,高涨于政治转型期的新社会运动。在这三个大的阶段,胡适思想都是其中的思想资源之一,发挥过推动作用,也被揭示出思想的弱点。通过考察“胡适影像”在台湾地区知识界影响力的发挥,可以看到两岸文化始终是共通、共享的,也可以观察到台湾地区知识界现代化话语建构的若干特性。

新发现胡适佚文四篇和佚函一封考释

新发现4篇胡适的佚文《中国怎样长期作战》《青年不要悲观》《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国内局势的看法》,以及一封致《京报》的佚函。《中国怎样长期作战》是驻美大使胡适在纽约第三届“一碗饭运动”宴会上发表演说的讲稿,由他本人从美国航邮寄给《申报》后于1941年1月分三次刊发。《青年不要悲观》刊载于《现代文丛》1946年11月16日第1卷第1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刊载于《新中国月报》1946年12月20日新第1卷第3期。《对国内局势的看法》刊载于《书报精华周刊》1948年第6期。透过此次新发现的佚函可知,胡适对《京报》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9月7日他便专门致信《京报》编者提出办刊建议。

论梁启超与胡适“戴震学”阐释的同尊异由

1920年代,在科学玄学论战的背景下,梁启超与胡适同时提出了对于戴震学术的新阐释与新发明,一称戴震的治学方法已然具有西方科学精神的雏形,二谓戴震哲学具有西洋现代哲学色彩,共同推动戴震形象向“科学家”“哲学家”转移。两人对于“戴震学”的新阐释存在着不同,梁启超重“情感”,胡适主“知识”。这不仅体现出二人学术及思想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学术现代化思索的多歧性。

胡震亨《杜诗通》的评注特色与得失

胡震亨《杜诗通》是现仅存的明代三部杜诗全集注本之一,在明代末期反复古的文艺思潮下,形成了侧重审美风貌的评注特色,其评语简短精当,多贬义性语言,许多卓见被后人广为征引,影响甚大。但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划分四品,标准不一”“立论标新,有失严谨”的弊端。总之,《杜诗通》完成了评注杜诗从政教中心向审美中心的转向,在整个杜诗学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最可敬爱的朋友”——胡适与单不庵往来手札23通考释

通过整理单不庵与胡适往来论学的23通手札,探讨二人因书结缘、共相校雠、讨论韵脚以及临终托付等往来交游事项,考证胡适与单不庵深厚的学术情谊:二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单不庵被胡适称为“最可敬爱的朋友”。通过这些手札亦可看出二人认真严谨、谦虚求教的学术风格。

胡适《尝试集》三篇序言中的姿态调整与新诗观念转型

序言作为一种“副文本”,对正文具有辅助和弥补作用。《尝试集》三篇序言,为解密胡适新诗的姿态调整与新诗观念转型提供了一扇窗口。三篇序言作为一种连贯性的叙述,不仅再现了胡适的审美心理变化,也勾勒出了新诗诗学理念流变的轨迹。其复杂姿态的背后,呈现出新诗在发生期遭遇的生机和艰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