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贤臣神圣化发展轨迹中的异质性特征——以民间窦犨和狐突信仰的传播为例

山西因自然地理的特殊性时常导致旱灾的发生,由此产生了许多具有司雨职能的本土人格神。以贤臣狐突和窦犨作为原型树立的职能神,是此类民间信仰的典型代表。其人物角色原本存在相似之处,但因出身地位、史料记载、灵验效果、职能扩散以及社会活动中扮演角色的差异性,促使两种地方民俗信仰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天壤之别的局面,还在凡圣转换的异化过程中呈现出地方民俗中贤臣神化时原本具有的人本性,以及崇拜者因功利性为其赋予并扩大神圣职能,同时还原其在明清时期社会和国家权力层面的重要媒介作用。

“突然、忽然”的词类标注问题与对策——一项语言学量子转向视域下的研究

汉语词类问题的争论旷日持久,为了更好解决这一纷繁复杂的问题,语言学研究亟需完成从牛顿经典科学思维到量子思维的转向。查阅10部大中型标注词类的权威汉语汉英词典发现“突然、忽然”的词类标注以及释义配例呈现显著分歧。有鉴于此,基于语言学量子转向视域,以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模型为指导,考察了“突然、忽然”在国家语委语料库的真实用法模式,根据其规约化程度提取出了“突然、忽然”在词典的真实词类表征。同时论证了汉语形容词包含副词的词类模式违背了汉语语言事实,并探讨其背后症结所在。针对这些问题,未来汉语词类研究亟需完成语言学量子转向,挣脱简约原则的束缚,积极拥抱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模型,大胆开展语言实证研究。

胡煦易学的河图洛书观

胡煦是清初著名易学家,治易兼采汉宋,融合象数与义理,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胡煦认为《周易》为传道之书,阐述天人合一之旨,而欲明周易所传之道,必须从研究河图、洛书开始。他认为河图、洛书同为伏羲画卦之资,反对以洛书为作《范》之具的观点。关于河图、洛书的关系,胡煦提出“河图合而洛书分,河图先天洛书后天”,“图为先天是流行之气,书为后天是对待之形”,批评先天对待后天流行的观点。基于河图先天的看法,胡煦提出“先天河图无拆法”,批评拆补之说,提出羲图文卦的观点。

五行、九宫与八卦——胡渭《易图明辨》"五行、九宫"说述评

胡渭对后人以"五行生成数"和"九宫数"为"河图"、"洛书"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剖析,辨明了五行、九宫与八卦的关系,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之说,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它的五行生成之数说与《周易》中的天地之数说还是相矛盾的,也没和八卦发生任何关系。"九宫数"原本与九数图的"河图"(或称"洛书")也毫无关系,也是后人硬把它们扯到一起的。胡渭的考证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但他认为五行数、九宫数与八卦、古河图原不相涉的说法,还是无可辩驳的。

论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编撰中的重要作用

现行《筹海图编》共十三卷。它的编撰过程以郑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郑若曾在未入幕府之前已经完成了《筹海图编》前七卷部分内容的编撰,而前七卷的大部分内容及后六卷完成于胡宗宪幕府之中。在《筹海图编》第二阶段的编撰中,虽然郑若曾仍然担任着资料收集和执笔撰写等主要编撰工作,但幕府主人胡宗宪在这一阶段编撰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组织其幕府成员共同辅翼郑若曾完成《筹海图编》的编撰,并最终促成了此书最终的出版刊行,而且还为《筹海图编》后期编撰特别是《筹海图编》的后六卷内容的编撰贡献了自己的思路。因此,在不否认郑若曾为《筹海图编》主要编撰者的前提下,胡宗宪的编撰功绩不应该被埋没,同时"胡宗宪辑议"这种署名方式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河姆渡人的生活世界及其可能去向

以干栏式木屋为标识的河姆渡稻作文明,不但有其纵向传承而具体表现为四个文化层的叠压,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向外拓展,因而在河姆渡遗址附近,比较密集地分布着30多处属于河姆渡文化范畴之内的史前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的生成与繁荣,既得益于史前时期姚江流域相对优越的生态环境,也因为其生态环境的恶化而趋于衰微。此后,河姆渡人虽未悉数逃离姚江流域,但确实有相当部分迫于生存压力而南迁,甚至渡海越洋而去。

再论《韵法直图》呼名的来源与混呼的性质

《韵法直图》呼名多为袭用《韵法横图》而来,是《韵法直图》改动其蓝本《切韵经纬图》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韵法直图》编撰者对《韵法横图》呼名的误解,以及《切韵经纬图》与《韵法横图》分韵列字的差异,导致《韵法直图》"混呼"之名与《韵法横图》"混呼""混列两呼"之义不符,"混呼"是《韵法直图》机械袭用《韵法横图》呼名最直接的证据之一。

狐突建筑考略

通过对狐突建筑的布局以及形制的研究,阐述了建筑作为狐突文化载体的重要地位,采用文化分析和建筑实物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对现存狐突建筑进行梳理,揭示了狐突文化建筑的分布特征,以及狐突文化与建筑的内在联系。

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

孟棨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土族族源探微

土族族源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而且诸种观点纷争不已。族源是根本所出,是唯一的。土族源于吐谷浑,学术论证比较充分,但吐谷浑本身还有自己的族源,吐谷浑是土族的近源。土族旧称"土人""土民",土人与吐谷浑同源于杂种胡,又称九姓胡、西域胡等,他们出于粟特胡,土族的族源是粟特胡。

哷征呼图克图阿旺伊喜楚禅嘉木参事迹述评

哷征呼图克图阿旺伊喜楚禅嘉木参在藏摄政多年,在西藏政教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驻藏大臣满庆等以哷征呼图克图未将哲蚌寺布施事件及时剖断为由对他进行参奏,随后押解北京进行审理,最终病故于北京。在仔细分析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他在摄政期间的主要事迹作一梳理,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屠叔方与《建文朝野汇编》

《建文朝野汇编》收录的建文忠臣亲族在"靖难之役"后遭受迫害的史料,极具价值。这些史料记事明确,包括被祸者间之亲属关系、姓名、家财变价解院及全家充军等情况,弥补了正史及其他史籍记事模糊、缺乏细节,从而引发争议的缺憾,证实了靖难后株连"九族"以至"十族"的迫害确实存在。这对于深入认识建文、永乐之交历史,尤其是"靖难之役",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海互助土族民俗旅游的SWOT分析

本文针对青海互助土族民俗旅游的开发现状,采取实地踏查法、问卷访问等方法进行调查分析,并采用SWOT分析法分析了土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优势、弱势、机遇与挑战;分析阐述了土族民俗旅游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影响,提出了构建互助土乡民俗风情旅游区的旅游发展思路;其发展模式是:建立主题鲜明的土族文化旅游区;利用节会集中展示土族文化旅游资源;建立土族文化博物馆;利用研讨会挖掘土族文化旅游资源内涵。

文华图书科首班“流失”学生考

图书馆学界长期普遍认为文华图书科首班学生仅有裘开明、黄伟楞、陈宗登、桂质柏、许达聪、查修6名。2013年后开始出现文华图书科首班招收8名学生的说法。由于缺乏充分证据,这一说法尚不能得到公认。文章通过对"六人说""八人说"的分别考察,认为文华图书科"首届六人说"是可靠的,而"首班六人说"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为过,却因容易引发文华图书科始终是6名学生的误解,而使得文华图书科首班招收8名学生的事实被隐藏。文章通过对文华大学校刊《文华温故集》中多篇文献分析,结合相关史料,论证了"八人说"的可靠性,查证出"流失"的2名学生分别为田洪都和胡正支。文章对这2名学生未能如期毕业的原因进行探究,发现是文华图书科为满足当时中国图书馆界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而作的特殊安排,这也是文华图书科比原计划提前开办的重要原因。由于学界对田洪都已有一定认识,文章最后仅在附录部分对胡正支的图书馆生涯和著作予以简单介绍。

蔡清《虚斋看河图洛书说》初探

《虚斋看河图洛书说》涉及蔡清的易学成就。明成化、弘治年间,以蔡清为代表的一批"清源学派"学者,在泉州开元寺结社研究易学,其影响至为深远,有"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晋江"的称誉。蔡清撰此著既是"羽翼程朱"之举,又有追溯文化源头完善自己易学思想体系之初衷。该书以朱熹《周易本义》之旨趣为依归,将阴阳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结合地支的子、卯、午、酉,对应河图的奇妙数阵,对理学开山周敦颐《太极图说》作出不支离且圆活浑成的阐释,还"易本是卜筮之书"的真实面目。理学家蔡清以"冬至子之半"及"天根""月窟"揭示阴阳转换之枢纽。蔡清作为"一位有名的易学家"(朱伯崑语),探索他的这一重要著作,对于厘清明清时代的易学嬗变当有补益。

新见杜诗英译一首——胡适译“The Song of the Conscript”考察

胡适曾经将杜甫《兵车行》译成英文,并以"The Song of the Conscript"为题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正式发表,但此前一直不为人所知。胡适的"The Song of the Conscript"是《兵车行》由中国人独立完成的第一种英译版本,也是胡适惟一的一种汉诗英译作品,具有很高的翻译史价值。胡适提倡白话文,赞赏《兵车行》对时局的讽刺与批评,选择将其译为英文,与查尔斯·巴德的另外一种英译版本风格迥异,对当今英文实用翻译具有重要的启示。

“江东词坛三少”与《霜红簃填词图》

民国嘉兴词人徐震堮、胡士莹和陆维钊被吴梅并称为“江东词坛三少”。陆维钊为胡士莹词集《霜红词》绘制《霜红簃填词图》;徐震堮为《霜红簃填词图》题词作《惜秋华》。此图集“江东词坛三少”之力,融词体创作、绘画、题词为一体,多元且艺术地表达了他们真诚深厚的友谊,实现了《霜红簃填词图》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3～6世纪胡人入据岷江上游及对“岷江道”的开拓

岷江上游自古是一条民族迁徙通道，在公元3～6世纪有不少胡人入据这一区域且十分活跃，但目前学术界对岷江上游的胡人活动的史实尚重视不够。本文通过对相关史籍记载的分析，系统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活动，认为胡人的入据对当时沟通西域与南朝陆路交往的“岷江道”的开拓起了重要作用。

儒道分野:胡渭对图书易学的批判

胡渭的《易图明辨》是考辨图书易学的集大成著作。以往关于《周易》图书之学是否属于易学正统的问题,只要指出对方有道家思想,那便等于宣判对方为异端。此书的好处在于,它并不是简单指出图书易学属于道家之学,而是具体指出它属于道家内丹养生学,并提出以修炼内丹养生为宗旨的图书易学,与文王、周公、孔子以来的圣人之《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这一立场便使得胡渭对图书易学的论断较时贤高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