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传奇《后一捧雪》作者胡士瞻行实考

清传奇《后一捧雪》作者早年贫困,后入山东巡抚李树德幕府,在李树德获罪后依旧不离不弃,呕心沥血辅佐李树德之子,积劳成疾,最终逝世,卒年在乾隆十四年(1749)之前。胡士瞻在山东时,曾与胶州高凤翰、历城朱崇勋、德州田同之等人交游;其创作《后一捧雪》的时间在李树德担任山东巡抚期间,即康熙五十五年(1716)八月至六十一年(1722)十月之间。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年谱学的一个新创例——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述评

与以往年谱“单记行事” ,只记谱主好处 ,不说谱主坏处不同 ,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抓住谱主史学理论家的特点 ,全面深入挖掘谱主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 ,也揭示和批评了谱主在社会伦理观念上的“卫道”偏见。这使本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也为年谱学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谱”“志”之间:宗族发展、士绅认同与地方史的构建——以徽州胡瞳、胡学父子为例

徽州向以历史文献丰富著称,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复原徽州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信息。然而,文献在记录编纂过程中,对徽州历史往往会重新书写塑造,这与多重因素相关,其中宗族、士绅的作用尤为重要。胡曈、胡学父子作为婺源、祁门胡氏的始迁祖,从南宋晚期被写入族谱,到明代晚期进入地方志,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可以窥见徽州宗族发展、土绅认同与重塑地方史的密切关联。

从胡雪岩到柯帕乌、温赖特钱商家族——《胡雪岩全传》与世界文学名著典型人物的比较研究

台湾作家高阳以《胡雪岩全传》塑造了晚清时期“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艺术形象 ,这是对长期以来在轻视以致排挤中艰难生存与迂回的中国工商的艺术化的总结与反映 ,并且显示了中国商人的传统特色与性格力量。这不仅在中国文学人物形象行列中补偿了较少工商人物的缺陷 。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新子学”如何可能(上)

从学理上讲,遵循中国传统哲学“更新再始”之思维逻辑所提出的“新子学”,应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呼应时代精神的思想目标,这构成了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类似唐代古文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化运动的类本质,同时成为“新子学”何以可能的普遍必然性之所在。唐代古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兴起的直接原因都是“世之弊”,但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目标则都是对“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自觉和追寻,都是顺应其时代精神的呼唤而出现。故此,“新子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当定位在孔子所论“富之”“教之”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朝着构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柴胡止血液对置器家兔子宫组织血管紧张素Ⅱ和白介素6含量的影响

目的 观察柴胡止血液治疗宫内节育器所致子宫异常出血的机理。方法观察了柴胡止血液对置含铜宫内节育器(CU -IUD)家兔子宫局部组织血管紧张素Ⅱ(An -giotensinⅡ,以下简称AngⅡ)和白介素6 (Interleukin - 6 ,以下简称IL - 6 )含量的影响,并与中药归脾汤进行比较。结果柴胡止血液能减少家兔子宫局部组织AngⅡ、IL - 6的含量,其中柴胡止血液大剂量组作用最明显,与模型组比较(P<0 0 5 )。结论柴胡止血液可能通过改善子宫局部组织AngⅡ、IL - 6活性,促进子宫内膜组织修复,从而治疗置IUD所致子宫异常出血。

文史考辨与史实求真——以苏雪林与胡适交往二则史实考证为例

在当今文史界 ,有关现代人物研究的文章大量引用口述史料或回忆性资料已较普遍 ,因疏于考证而出现史实失真的现象也不鲜见。本文以苏雪林与胡适交往的二则史实考证为例 ,旨在强调研究者使用回忆录性质材料时 ,应当注意到回忆者记忆的准确度。学术研究类的论文 ,更应建立在经过考实后的史料基础上。

传承“湖学”精粹 培养“明体达用”人才

"明体达用"是"湖学"的精粹,它为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地方高校举办计算机专业应该扬长避短,办出特色,这就需要加强对高等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研究和市场的调研,找准自己的办学定位;同时要积极进行教改,创新培养模式;课内课外结合,提升实践能力。秉承"明体达用"的校训,经过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湖州师范学院计算机专业大体上构建了对学生进行创新素质教育的框架,初步摸索出了"大专业,小方向,模块化,导师制"(LSMT)的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了"学生素质综合化、培养方案个性化、工程实践全程化、成才途径多样化"的办学特色,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收到了积极的成效。

胡著姚补何序《章实斋先生年谱》论评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书曾被称为使"章学诚其人其学从隐晦走向昌明"、"大大拓展了章学诚思想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著作,实则在文献解读特别是新史学方向的引导上,存在颇多问题。《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迄今仍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而"六经皆史"诸说也迄无比较公认的确解。究其始作俑者,胡适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有意误解不能免责。

王阳明《春秋》学思想初探

现代学者对于王阳明解读儒家经典的著作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王阳明《春秋》学思想的研究。王阳明虽然在《春秋》学方面上的文字著述较少,但是从他的弟子在文集中记录的《春秋》学论断出发,可以发现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对宋代《春秋》学家胡安国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看到王阳明如何从心学的维度上确定《春秋》的经传关系,进而厘定王阳明《春秋》学思想在其心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论近代中国早期的官商关系——以《胡雪岩全传》为透视点

高阳著名长篇历史小说《胡雪岩全传》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反映了晚清官、商、洋之间的复杂关系。出身低微的胡雪岩由于后来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更由于"中兴"名臣左宗棠的鼎力扶持,从而成为既富且贵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发迹史正是晚清步入近代之初商必依赖于官的真实写照。但从当时整个社会来说,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难容于封建专制的帝国政治,整体上官商之间对立的传统关系并无根本的调适,胡雪岩在与洋商的竞争中因得不到清政府的切实支持而破产,这既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剧。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视阈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对苏雪林与胡适关于文化动态问题通信的考察

苏雪林与胡适关于文化动态问题的两封通信,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通信的核心内容并非关于鲁迅的评价,而是抗战前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两人的分歧,凸显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同视域下,右翼知识分子内部不同的政治文化选择。

裘沛然先生学术思想鸿爪

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一生胸怀天下。从医学与人学、中医学发展理念、人文精神、人体的自我调节、养生之道、治病之法等方面,阐述了裘沛然先生的学术思想。

胡门的向氏弟子

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与宋代的开封向氏一族有深挚的交谊,向氏的很多子弟都是胡安国的学生,他们为湖湘学派的奠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鹅湖之会看吕祖谦的理学之功

鹅湖之会,是吕祖谦于南宋淳熙二年发起主持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在中国学术史上极有意义。这次会议,人们的关注焦点从来都集中在朱熹与陆九渊二人方面。其实,这次会与吕祖谦有着根本的内在联系:如果没有吕祖谦,就不会有鹅湖之会,是吕祖谦的人事基础与理学理念促成了鹅湖之会。吕祖谦意欲通过鹅湖之会,将朱学陆学统一至吕学的学术路径上。这次会议对朱、陆、吕三方,甚至以后元明清的的学术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吕祖谦对理学史的发展贡献良多。

试论古代学人对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认识

中国古代关于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探讨十分丰富。孔子首先从实践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最早反应,刘勰对史家的历史命运问题提出了一般性的理论认识,刘知几、韩愈则明确表述了史家因修史而致祸的历史命运的必然性。在前人基础上,胡应麟和章学诚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认识。

论《宋元学案》对湖湘学派的诠释与评价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三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