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用事论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用事的探讨是构建其独特诗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诗人诗作的用事实例着手,分析诗词用事的偏差与失误;其次,他提出了《苕溪渔隐丛话》用事的标尺———“合理”;最后,表达了他的用事理想———精切。《苕溪渔隐丛话》这种独特用事论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为后世用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儒家的死亡德性论——“大哉死乎”与“顺命”

死亡德性是生活德性在死亡情景中的表现,儒家死亡德性论的内容可以其对“大哉死乎”的论证来概括,而其养成方式则是“顺命”,儒家死亡德性论是目的论的,其目标是追求死亡伟大性。

胡仔《孔子编年》编纂及版本流传

胡仔《孔子编年》是宋人编纂的众多孔子年谱中较为重要的一部。胡仔奉父命采摭史书之可信者替孔子编谱,为后人所认可。由于《孔子编年》长期遭受冷落,学界对此书的作者、编纂时间、编纂目的等问题存有不同的意见,对该书的版本情况缺乏梳理。故文章拟从此书的编纂、版本流传等方面进行论述,意在厘清相关问题,以补此方面研究之不足。

胡仔论黄庭坚其人其诗

胡仔首次将苏轼、黄庭坚与李白、杜甫并列,确立了宋诗与唐诗平分秋色的文学地位;否定了"苏黄争名"说;分析了黄庭坚的创新精神、某些句法和诗体本自杜甫、对仗句的工整和题画诗的传神、咏花诗的得失;对黄庭坚悉毁"不复淫欲饮酒食肉"的禁戒,从人性的本能角度表示深度理解。

王元启交游考述

王元启是清代前期一位著名的文人学者,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和思想主张的形成除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外,也离不开他与文坛师友的交游。既有与志趣相投的郁印殊、萧荩思等友人的相伴,也有与钱载、翁方纲等人的诗酒唱和,还有与陆燿、胡德琳等人的切磋问学。考证与王元启交往的人士及其主要活动,可以加深我们对王元启本人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其社会角色。

《江湖载酒集》中爱情词之新论

《江湖载酒集》是清初词人朱彝尊于康熙十一年编成的一部词集,该词集中的爱情词较之早期《静志居琴趣》中的爱情词作,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质:结构和轨迹方面因无时间节点而更随意散乱;意象和情感方面多用"桃花"诉诸纷繁复杂的心情;表达效果侧重于遗貌取神。总之,《江湖载酒集》中的爱情词,具有用典更精妙、情感更复杂、词境更幽深的特点,鲜明体现着朱彝尊的"醇雅"词论及中年时期的心境。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胡仔《孔子编年》与狄子奇《孔子编年》的比较

宋代是年谱形成和发展的时代,《孔子编年》即在此时期应运而生。目前关于孔子的年谱影响较大的为胡仔的《孔子编年》和狄子奇的《孔子编年》,两人所著年谱因书名相同,经常被混为一谈。从创作背景、编纂体例和内容编排三个方面阐述两书之间的主要差异,这对准确区分两部《孔子编年》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