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董仲舒后学严颜学派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其学说。该学派被东汉政府立在学官,成为官方的学问。严氏学派门人弟子人数众多,分出多家学派分支;颜氏学派略逊严氏学派一筹,但影响亦不容小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存世极少的汉代碑刻也保存了不少严颜学派的史料,反映了董子后学严颜学派在社会中下层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其故里及周边都有相关遗迹。胡毋生与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可能二人有相同的学术渊源。董仲舒有五大弟子: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吾丘寿王、东平赢公。龙门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东平赢公守师法不辍,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董仲舒学说。

基于标目数据的《春秋》三传人物信息组织与处理流程

手工时代编纂的《春秋经传引得》具有较高的质量,将其中标目数据应用于典籍人物组织有助于继续发挥其在数字化时代的价值。文章利用数字化《春秋经传引得》中标目数据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人名称谓进行消歧,按照说明语对相关标目进行聚合,赋予人物唯一标识符以实现人物信息的规范控制;对多标目人物进行校验,建构起一套可追溯、可复用、动态维护的典籍人物信息组织方案。文章共完成3本典籍中3,270条人物信息的组织,提出的“典籍-标目-人物”信息组织架构有助于实现典籍知识的组织与挖掘。

道体与治体:胡瑗《春秋》学思想的体用之维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儒者从《春秋》中发掘孔子所寄寓的治天下的王道大法,逐渐形成了具有“庆历之风”的《春秋》新学。其中,胡瑗将儒学的全体大用概括为“明体达用”之学,揭示出作为“圣人之文”的《春秋》经有其更宏阔的“体”与“用”的维度。他通过对儒学理论的阐释,使得“道体”和“治体”成为宋代《春秋》学的两个主要理论面向。由此,《春秋》学肩负着体证天道性命之理的道体和奠定立国根本规模的治体的双重使命。以道体为治体的正当性来源,以治体作为道体的客观化落实,赓续着儒学全体大用、内圣外王的宏阔规模。这样,王道政治的重建才具有根本的合理性依据,并且能够在吸纳文明新质过程中做到因时创制。基于此种明体达用的“安定规模”,儒家经学能够不断地激活和增益其内在生命力,在经史互动、政学相维中引领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进步。

“情”在儒家伦常秩序中的地位——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例

胡安国《春秋传》以“情”为基点,通过“爱”与“畏”两种本真情之样态运作,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上构建了五伦亲疏格局和三伦社会政治治理次序,为宗法秩序的正当性找到了情感认同根基。基于此,胡安国又以“父子”这根人伦主轴为发端,通过对“孝”与“敬”的进一步伸张,以家庭秩序等差建构为起点支持,以此达成政治秩序建构之目的。为规范伦常秩序运行的实践路径,胡安国遵循“称情节文”的逻辑理路,通过礼与情的互动,最终以“乐”使二者沟通并契合,为伦常秩序的合理性提供治世参照。

《春秋》三传所见上古时期盱眙地域史探析

盱眙在《左传》和《公羊传》《穀梁传》中有“善道”和“善稻”两种名称记载。“善道”可释为交通便捷,“善稻”可释为农业兴盛。季札出使及秦汉之际用兵证明盱眙是春秋时期“东诸侯之道”的南部端点,是淮水流域南北向大道的枢纽,其战略重要性在魏晋南北朝表现尤甚,符合“善道”之名。盱眙在上古时期为最早发展稻作农业的地区之一,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符合“善稻”之称。“善道”和“善稻”的区别体现了《春秋》三传因编写思想不同从而在地名上保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记忆,为丰富上古时期盱眙地域史提供了线索。

承经传申明大义,继绝学嘉惠后世——2020-2023年公羊读书班活动综述

由余治平教授带领的读书班从2020年开始,到2023年暂告一段落,坚持四年,在国内一众读书班中独树一帜。关键有五点经验:一是要读好经。从学理上看,研究董子,必要晓通《公羊》;从现实考虑,新人难以独立入门《春秋繁露》。二是好读经。四年来,读书班吸引了国内国际公羊学和董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促成了一场场跨国、跨领域的专业交叉与学术交流。三是会读经。成员们摸索出一条余门独有的解经方法:《公羊》为本,凡经必解,凡《传》必解,凡引必解。四是勤读经。读书班成果斐然,已完成《春秋公羊余门讲读记》三修稿和《公羊华章传千秋》,发表了一系列公羊学论文和出版专著,赢得业内关注和认可。五是读经好。大家乐在其中,形成一个健康、向上、抱团的学习氛围。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公》《穀》“取郜大鼎于宋”发微

“取郜大鼎于宋”为《春秋》鲁桓公二年所载之文。《公》《穀》二传皆肯定鲁桓公“受赂而还,以成宋乱”的历史事实。基于此,《公羊传》又批评宋国灭郜取其鼎。在义理阐发上,《穀梁传》言“名从主人,物从中国”,颇重亲亲与尊尊之间的张力,并强调夷夏之分。《公羊传》则欲通过“器从名,地从主人”申明孔子寓《春秋》中“兴乱继绝”的万世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家在形名问题上的相关讨论,可以视作孔子正名思想的经学化解读。就“取郜大鼎于宋”所阐义理来看,二传所述各有所长,呈现出《春秋》学内部不同的诠释学特色。

思想与政治的互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董仲舒通过阐发《春秋》公羊学,积极回应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和时代要求,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董仲舒的建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发挥尊王思想,突出君主的权威,以顺应汉初消除王国威胁、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对不受约束所导致的极端膨胀,提出“屈君而伸天”;二,倡导“大一统”,主张政治上权力统一于王,思想上统一于儒学,同时强调统之“正”,规范君主行为;三,主张改制更化,重视开始,端正本原,在坚持常道基础上,以《春秋》为依据变易制度,适应作新王之要求,为后世立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的需求高度吻合,也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民众的利益需求,最终为统治集团接受,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姚际恒《春秋通论》的“历史美学”商榷

姚际恒是康熙年间学人,《春秋通论》是他《春秋》学、《左传》学的代表作。受"理学清算"思潮影响,《春秋通论》颇多瑕疵,然至今未见学界有比较深入的批评性文论。若以"历史美学"——借美学之慧眼审视"历史"和"历史学"——之方法对《春秋通论》加以剖析,姚际恒对孟子论《春秋》语;诟病杜预说"例",以及对《左传》的批评都带有"历史美学"视角下的明显缺陷。辨姚氏而明之,或可于当今"治学"取举一反三之效。

《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

胡安国是南宋理学的开创者,其理学紧密结合国家的现实危难,所上《时政论》亦有学理价值。此外,胡安国还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尊奉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和程颐共七家之学说为撰述纲领,这是胡安国标举的思想旗帜。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传》成了考试指南。胡安国欲以自己的著作来顶替《左传》,这一点他没有办到。尽管《春秋胡传》具有理学的深刻性,但它却缺少史传文学的情节性和生动性。

董仲舒三才构架下的仁学构建

三才之道渊源久远,董仲舒继承传统三才模式,形成了自己的三才观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架。在经学视野下,董仲舒以阐发《春秋》公羊学的仁学思想为其仁学构建的学术基础。在三才构架下,其仁学理论构建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为逻辑顺序展开。其仁爱思想强调爱他人,并扩展到大众乃至天地万物,具有博爱性质,体现和谐精神。其仁学思想构建为我们今天重建核心价值体系可以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论《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农业经济思想。《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以政治和道德干预农业经济,特别是干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以政治和道德干预水资源的使用。《春秋穀梁传》在粮食储备问题上具有深深的危机感。一个国家要储备九年以上的粮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穀梁传》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是把农业生产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对待的。特别强调不使百姓财尽,要使百姓小有余钱。制民之产的富民、裕民思想是《春秋穀梁传》重要的农业经济思想。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通过交换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发展,各得其所。《春秋穀梁传》提出应该实行税什一的税收制度,减轻赋敛,以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苏辙《春秋集解》以史传经初探

北宋《春秋》学以争论褒贬、臧否义例为主潮,滔滔汩汩,席卷天下之际,苏辙《春秋集解》特出其间,以矫俗规过为著书旨趣,极力诋斥孙复诸家"以意说经"之穿凿钩深。家学、庭训、地域文化与学风世俗之激荡触发,于是蔚为苏辙《春秋集解》以训诂为书法,事义兼采而又归本于"以史传经"之特色。本文考其特色大抵有三:一、解读《春秋》,专主《左传》叙事;二、据史为断,批驳"以意说经";三、事据《左传》,义兼《公》《谷》;权衡诸家,发挥经旨隐微。此种透过考据事实,以得书法之治经风格,于北宋揣度义例、执着褒贬之《春秋》学研究主潮中,真堪为沧海横流之中流砥柱。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