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民之际教育变革的另类风景——《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所引发的学术思考

田正平所著《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聚焦于现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教育变革”,提供了理解清民之际日记资料的教育学视角,为反思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进程打开了新视窗。尤其是对刘大鹏面对教育变革时的心理及应对情绪的分析、将胡适视为为国族寻求出路的精英与教育家角色的定位,以及对竺可桢作为一代大学领袖高尚品格与精神向度的展现,都显明作者把握住了作为社会分层和个体学养形成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教育环节的重要作用。从后设视角来看,在处理日记这类特殊史料时,应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意识,参证各类材料,才能呈现新问题;而对个案的考察也应摒弃过于主观的思维旧习,还原个体存在的历史语境,客观呈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此外,对清民之际知识精英们的省思不能仅停留在思想的还原层面,还需继续追问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其思想的职守及特殊的历史情境对于这一思想完形的造就作用。

胡适与中美《桐油借款合约》考析——基于哥大藏陈光甫文件与胡适日记的比较研究

通过哥伦比亚大学藏陈光甫文件与现存胡适日记的比较,查明具体史事,考析胡适日记的“缺失”内容,可知胡适尽管并未直接参与中美桐油借款谈判,但在关键时刻与陈光甫精诚合作,在策略制定上提供辅助和给予支持,并间接推动美国国务院对借款政策的调整和转变,为借款谈判的成功发挥了独特作用。进一步而言,中美桐油借款谈判实际上体现了国民政府对美国外交双轨并行的策略,即实行双代表体制。这一体制缘于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特别是联邦财政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援助上的不同立场。在双代表体制下,国民政府“舍外交部而就财部”,通过陈光甫与胡适的共同努力,最终突破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推动《桐油借款合约》的达成。

1935年胡适南游与北学南传

1930年代初,胡适改革北大文史学科,希望以现代学科建立学术社会。1935年1月,胡适应香港大学之邀南游讲学,引发广东当局的强烈反弹,以及读经问题的争议。此事既可视为近代以来西化与复古、新旧之争的延续,更反映了国人由来已久转化中国文化的不同路径:以涵养的方式领会经典义理,为政化民;抑或以史代经,以科学整理国故,建立现代学术系统。如若在现代学术体制演化的脉络中,以胡适南游与北学南传为切入点,考察胡适、古直、许地山等学人的言行,阐释多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理念与取法,既有助于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性,又能为我们理解南北、新旧学术的融合,揭示中国文化近代传承的多元路径提供有效参考。

杜威访华与五四时期的地方教育界

杜威访华是五四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意义的文化事件。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界,在促成杜威访华和安排其在国内的行程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杜威的译介侧重于其实验主义哲学,希望借助杜威在北大的课程与演讲,提升北大的学术水准;而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却主要在地方教育界觅得知音。这一分途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具症候意义。透过杜威的眼光以及杜威访华所关联的诸多人事,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地方教育界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胡适考试思想探赜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改革方案。作为其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部分,胡适的考试思想形成于丰富的教育实践中,不仅汲取传统考试文化的精髓,也受到改良主义思潮和西方测量理论的影响,极具时代特色。他重视考试文化建设,倡导人们重建“考试信仰”;在充分肯定中国科举制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主张建立“弹性主义”的考试制度、科学的“考试任官”制度、严格的考铨制度和考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考试的标准化和科学化发展。胡适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路径中所形成的考试思想,不仅对民国考试制度的实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我国当前考试事业的发展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整理国故”运动与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的写作缘起

由于龙榆生“彊村传人”的身份,此前学界更关注他在词学研究中“传统”的一面,并将《研究词学之商榷》中的“八科”分类视为现代词学形成的标志。但1928年龙榆生赴暨南大学任教后,与胡适产生交往,他早期的《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等著作多有引用胡适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诸篇论文中,龙榆生始终以胡适为潜在的对话对象,并试图超越。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借助“整理国故”运动主张的体系化、科学化、社会历史分析等思路,顺应主流文学研究的趋势,构建了完整的研究体系:从词体内部声律出发的声调之学,从外部文史考证出发的批评之学,以及具有综合性质的目录之学。《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的现代性体现在对“整理国故”所提倡方法的摄取,以及建构声调、批评、目录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

虚幻的精神高度——胡适改创《西游记》第八十一难之文化生态新论

胡适认为吴承恩版《西游记》第八十一难太过寒伧有补凑之感,因此自己改创为唐僧割肉饲魔道成肉身。胡适改本借镜了古典小说改作、仿作的一般传统,又直接改写自佛教经典,借用佛教经典母题创作,并借鉴吸收佛经和《西游记》的白话,希望促进白话和白话小说的发展。胡适改创虽不逮吴著,但反映出转型时期的文学观念,既体现了近代转型文化生态的驳杂繁复特点,对虚构文学的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精神高度。胡适想超越吴承恩版第八十一难虽然虚幻,但他在文化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既承继传统又面向未来构建新知识体系的求新求变之尝试值得肯定。

徐复观之眼观胡适:潜而未发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自身的学术思想见解常在对胡适的评述中展开。然则从治学取向到文化理念,二氏间存在不可逾越的观念鸿沟,这背后是两代学人间容易被人忽视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有别于前人与胡适的论争,徐复观既质疑了胡适承自乾嘉考据学的“科学方法”,给出一套考证与疏释结合、提要钩玄思想家的中心结构的思想史方法,又对胡适以西方现代启蒙理念评判传统的“科学态度”作了细致反思,力图从中国本位出发,发掘本国文化的价值。徐复观对胡适“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的省察,可为今日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新发现胡适佚文四篇和佚函一封考释

新发现4篇胡适的佚文《中国怎样长期作战》《青年不要悲观》《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国内局势的看法》,以及一封致《京报》的佚函。《中国怎样长期作战》是驻美大使胡适在纽约第三届“一碗饭运动”宴会上发表演说的讲稿,由他本人从美国航邮寄给《申报》后于1941年1月分三次刊发。《青年不要悲观》刊载于《现代文丛》1946年11月16日第1卷第1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刊载于《新中国月报》1946年12月20日新第1卷第3期。《对国内局势的看法》刊载于《书报精华周刊》1948年第6期。透过此次新发现的佚函可知,胡适对《京报》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9月7日他便专门致信《京报》编者提出办刊建议。

论梁启超与胡适“戴震学”阐释的同尊异由

1920年代,在科学玄学论战的背景下,梁启超与胡适同时提出了对于戴震学术的新阐释与新发明,一称戴震的治学方法已然具有西方科学精神的雏形,二谓戴震哲学具有西洋现代哲学色彩,共同推动戴震形象向“科学家”“哲学家”转移。两人对于“戴震学”的新阐释存在着不同,梁启超重“情感”,胡适主“知识”。这不仅体现出二人学术及思想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学术现代化思索的多歧性。

“最可敬爱的朋友”——胡适与单不庵往来手札23通考释

通过整理单不庵与胡适往来论学的23通手札,探讨二人因书结缘、共相校雠、讨论韵脚以及临终托付等往来交游事项,考证胡适与单不庵深厚的学术情谊:二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单不庵被胡适称为“最可敬爱的朋友”。通过这些手札亦可看出二人认真严谨、谦虚求教的学术风格。

胡适《尝试集》三篇序言中的姿态调整与新诗观念转型

序言作为一种“副文本”,对正文具有辅助和弥补作用。《尝试集》三篇序言,为解密胡适新诗的姿态调整与新诗观念转型提供了一扇窗口。三篇序言作为一种连贯性的叙述,不仅再现了胡适的审美心理变化,也勾勒出了新诗诗学理念流变的轨迹。其复杂姿态的背后,呈现出新诗在发生期遭遇的生机和艰难处境。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胡震亨《杜诗通》的评注特色与得失

胡震亨《杜诗通》是现仅存的明代三部杜诗全集注本之一,在明代末期反复古的文艺思潮下,形成了侧重审美风貌的评注特色,其评语简短精当,多贬义性语言,许多卓见被后人广为征引,影响甚大。但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划分四品,标准不一”“立论标新,有失严谨”的弊端。总之,《杜诗通》完成了评注杜诗从政教中心向审美中心的转向,在整个杜诗学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体肤神貌:以苏轼诗翻译筑跨文化审美共同体

在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承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译者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借《天下月刊》这一跨文化学术传播载体,将选译苏轼诗《东坡诗九首》作为中西文化互鉴的突破点。译者基于人类审美共同体建构意识,将复调性的仕人襟怀与儒家文化内涵,融入以古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翻译试验中。在英译策略上,译者创造性地从“体”“肤”“神”“貌”四个维度,对苏轼诗的文体、格律、意象、意境等文化元素进行翻译。译者通过译笔解构苏轼诗,采取缤纷的诗体,淬炼典雅的格律,斟裁意象的译笔,校雠意境的形神。译诗以文化互鉴视角,在异质文化土壤上传承接续中华文化根脉,打造了融情怀与文质于一体的中国古诗跨文化翻译范本。

克莱特与甲戌本缩微胶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两套胶卷,同为最原始的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缩微胶卷。在此胶卷订单影像上留下英文姓氏Mr.Claytor的克莱特先生,是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助理,是美国非洲裔汉学家第一人,是迄今所知零距离接触甲戌本原书的外国学者第一人。他还是甲戌本缩微胶卷的玉成者,是出面具名的承办人。他和他的所作所为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红学插曲,一则汉学佳话。甲戌本上某些墨笔批语与附条字迹非常接近,当同出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