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

两千多年的新疆历史发展,展现出了若干特点和规律,值得人们总结和借鉴。从政治上看,自西汉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新疆一直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治理之下,尽管各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治理方式各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管理不断深化。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行省,新疆由此完成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进程。从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上来说,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在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和好交往是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与此同时,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战争和冲突,这是阶级社会各民族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从宗教上来说,新疆有史以来即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历史经验表明,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是保持新疆稳定的基础。从文化上讲,新疆文化是由众多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文化构成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相互认同,既是新疆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各民族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从屯垦戍边政策的历史定位来看,屯垦戍边是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重要内容,屯垦戍边既有利于保障边疆的巩固和稳定,也有利于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中古时期西域食物的传入与本土化

在中西交通发展的视野下,中古时期西域食物的东传大概可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三个阶段。丝路初兴的汉代是西域食物的初传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西域的农林作物在北方推广种植,饮食结构与烹饪方法也受到内迁少数民族的影响,呈现出胡汉融合的特点。唐代海陆交通发达,品种繁多的西域食物不仅从陆路输入长安,也从海上传入广州,胡食的兴盛反映了唐代社会的胡风文化影响,饮食结构和烹饪方法呈现出南北融合的新特点。

试论边疆治理之移民实边——以新疆为例

自西汉至清代,历代中央政权在经营西域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屯田为主要形式的移民实边政策。由于各朝国力及主政集团边疆经营理念的区别,使得移民实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差异,却处于不断深化中。本文主要从移民实边的治理理念与实施两方面,探讨历史上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进程及不同阶段的特点与差异。

论西汉的屯垦戍边

中国的屯垦戍边最早始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对边疆地区实行最久的一项利国利民的民族政策,至今还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雪岭金河独向东,吴山楚泽意无穷”--略说唐诗中的西域僧人

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西域僧人因形貌、语言、行为的特别,引起了唐人的好奇和关注。唐人钦佩这些怀抱信仰、不远万里来传法的僧人,表现出对异域文化的尊重和接纳。佛教东传,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还在沿线及中原、西南、东南各地留下了众多让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景观。唐帝国在整个亚洲获得巨大威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开放的宗教政策以及作为仅次于印度的世界佛教中心的地位。

武则天与古西域胡

古老的山胡经历了漫长的汉化历程,其中的西域胡对域外文化的传播贡献卓著。春秋时期的晋阳三角城、北魏的河东葡萄酒都隐含着西域胡移民迁徙的历史轨迹。武则天受其家族西域胡、汉族融合文化的熏陶,将家乡刚培育出的牡丹从西河传播到洛阳,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西域胡的汉化,推动了唐代文明的发展。

西部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及对策

西部人才队伍规模偏小 ,总量不足 ;整体素质不高 ,创新能力不强 ;地区、行业之间分布不够合理 ;结构不合理 ,高层次人才紧缺 ;人才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科技教育比较薄弱 ,人才建设基础不够雄厚。西部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坚持培养、吸引和使用三者一起抓 ,以培养和使用好本地人才为主 ,兼顾吸引国内外高层次。

胡叟图像新解

本文以考古发现的胡叟图像为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讨论了《老胡文康辞》中"文康"一名的来源问题,认为它极有可能来自《蒙古行纪》中的"翁衮",是个鲜卑萨满;提出《文康辞》的唱辞形式受到北方慕容鲜卑"燕咏"、"燕颂"传统的影响,从而提出对了"南方影响北方"说的质疑和新解。进而结合图像与文本,揭示了胡叟的"西域游仙"身份及其与汉代仙游文化母题之间的密切关联。最终通过还原图像于丧葬文化和墓葬空间的研究路径,得出这类图像的实际用意在于引导死者升仙的结论,从而突破了以往学界针对这类图像的"上寿"说解释。此外还针对南北朝后类似图像的意义和汉化趋势做了阐述,纠正了班宗华有关《孝经图》研究中的一个错误认识。

先秦时期西域地区胡巫研究

巫作为先秦时期一个特殊的群体,是知识的掌握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学界大多认为是通过商人、部族迁徙及战争中的士兵等实现的,很少有学者论及胡巫这一群体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将根据西周遗址中出土的蚌雕人头巫像和胡巫“西王母”,周穆王西行的向导、翻译、使者河伯栢夭,以及阴山岩画与《山海经》的关联论述胡巫在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所起到的先导和开启作用。

唐代京兆韦氏南皮公房相关史事考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的墓志有数方与唐代京兆韦氏南皮公房相关,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可勾勒出韦瓒至韦虚心五世的家族成员、仕宦经历,增补和修正南皮公房相关史事。韦维、韦虚心父子的仕宦经历,如实地反映了政治形势对个人仕宦的影响,同时折射出大时代的起落兴衰。

中行说入匈奴与西汉前期燕代地区的胡汉互动

燕地宦官中行说投降匈奴后,在与汉朝的交往中,不仅积极维护匈奴利益,还展现了他对匈奴习俗的认同与尊崇。中行说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迎合,其背后隐藏着燕代地区胡汉互动与民族交融的内涵。经考证发现,汉朝中不少习胡事者与燕代地域之间存在联系,燕代地区在西汉前期正处于匈奴势力的影响之下。该地区在经济形态上以畜牧为主,胡汉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汉人因政治变动时常亡入匈奴,胡将、胡骑也存在于燕代地方政权中。在此地域背景之下,燕代地区的社会风貌呈现出异于内地的情形,胡汉之间并不存在强烈的民族隔阂,燕代之人也随着政治变化与个人需要来选择入匈或入汉。

汉唐时期西域屯垦及其作用

屯垦是中国历代政府用以巩固国防、开发边疆的重要国策。西域屯垦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久远,堪称我国古代屯垦的典范。尤以西汉、唐两代为最盛。军队就地屯田,且战且耕,从而为戍边军队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同时,屯垦对纾解民困和开发边疆也有积极作用。屯垦还有效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中西交流以及新疆经济的繁荣,对促进新疆地区生产方式的改进具有不可低估的经济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汉文文书及其学术价值--以镇守军相关文书为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2010年获赠一批西域文书,据信来自和田,年代为唐代,其中汉文文书有300多件,并有武则天时期的文书。这批文书多为于阗镇守军的文件,既有利于了解当时的军政体制及其变化,也有利于了解镇守军与于阗地方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的内涵、格局与机制——回答“胡焕庸线怎么破”的“李克强之问”的关键

李克强总理2014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时就＂胡焕庸线＂指出,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并提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破＂的＂李克强之问＂。随着人口就近城镇化作为代价最低的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方式逐渐得到认同。通过分析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三种人口城镇化的实现方式,找出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具有渐进式、多元化、集约节约、和谐、可持续发展等特征。同时,在城镇合理布局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降低人口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和社会成本、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必要性,并在从宏观政策、各地试验和发展模式等层面具有可行性。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格局及趋势上,更是成了向城市群、大城市、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集聚的多元空间格局、向工业和服务业集聚的二元产业格局、向＂胡焕庸线＂以西集聚的一元区域格局。并且,人口就近城镇化对承载空间要求的发展阶段演化一般规律上呈现出城镇化发展阶段要与工业发展阶段相适应、人口与产业＂双迁移＂是中西部地区就地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城市群建设与人口就近城镇化的双向传导机制。因此,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的实现路径成为回答＂胡焕庸线怎么破＂的＂李克强之问＂的关键。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素和氏及和士开族属问题

素和氏应来自于史书所载“勿吉”傍之“素和国”,非鲜卑檀石槐之支裔,林宝之所以有如此记载,是他将檀石槐联盟中三部之一的鲜卑大人素利误为素和;而且白部与素和氏也没有关系;十六国北朝时期主要活动着三支和氏,分别改自素和氏、来自汝南郡和峤,以及来自河西或西域地区;而与和士开相关的几方墓志,都将其族源与“金山”联系在一起,不论金山是今阿尔泰山还是河西地区,总之和士开一族应该来自于河西或西域地区,正好契合了史载其先为“西域商胡”,而非“本姓素和”,之所以出现“本姓素和”的原因,是与和士开同僚所说的和士开“素有和氏之庶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