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称谓的构词及语义模式——兼论族称“华”的意义

族群称谓“华夏”是同义并列式复合词,不是偏正式复合词。“华夏”的语义模式为“凸显特征+事物类”,“华”是凸显复合词“华夏”的“盛丽”这个特征的非类义语素。“盛丽”是“华”的内涵评价义,反映的是华夏族群所属的语言社团对“华”所指称的客观对象“花”的主观性认识。族称“华”源于“花”义的隐喻引申,指称“盛丽的”“中国(中原)之人”,与“华夏”同义。

试释甲骨文的“华”和“莤”字

从西周金文"华"字的字形来看,甲骨文中的"华"字,象束苇之苣的光华。"华"在甲骨卜辞中主要是指一种祭祀名称,其异体或加意符食、酉、皀,或加注声符"往",可以读为"饷",是一种对祖先的馈食之祭。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束苇形这一字形还可用来表示"束",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莤",即以此为意符。

东亚华夷认知的近代向度——以德川日本和李氏朝鲜时期为视域

东亚传统思想中的华夷认知赋予了夷狄与华夏不同的价值。近世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朝鲜,为摆脱华夷观的束缚曾演化出了三种逸脱模式:第一种是在血统论的基础上的“王子徙边”,在朝鲜的代表是箕子朝鲜传说,在日本的代表是泰伯后裔说,其将各自的先王与华夏三代时徙边的王子结合起来,赋予本民族血统上非“夷”的地位,这种说法往往比较牵强;第二种是从文化上产生的自我优越感,特别在明清易代之后,在朝鲜产生了“小中华”意识,在日本产生了“华夷变态”认知,认为清代的中国已经为“夷”所统治,自己保留了正统华夏的文化;第三种则仿照儒家的华夷正统建构出自己独有的内外认知,在朝鲜表现为檀君神话的复苏,在日本为“国体”思想,这成为在东亚地区导入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

“物华天宝”解诂

“物华天宝”在各种文选读本和语文辞书中的解释并不一致,且均不确。在深层结构上,它应分析为因果性紧缩复句;在字词方面,亦应另作训释。

《大正藏》本《法华义疏》校疑十七例--以P.2346号为对校本

敦煌本P.2346号《法华义疏》较好地保留了隋代吉藏《法华义疏》其书原貌,可据以订正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法华义疏》中的诸多不足之处,本文以大正藏本《法华义疏》为底本,P.2346号《法华义疏》为对校本,参以其它各类相关材料予以校勘,同时也证明敦煌佛经文献的校勘价值。

制造华佗:中国古代华佗形象的演变

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人物,其最初的形象为士人和医师,其后逐渐地向神仙和汉室忠臣两种形象演变。他本是以行医为业的士人,因医术高超,在政治和经学上未有建树,被史家归为方技,后世遂沿袭其说,偏重于他的医师形象。其神仙形象最初主要由医师和道士群体所塑造,后因不同区域和群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差异而被进一步复杂化。华佗拥刘反曹的忠臣形象则主要受宋元以来民间以蜀汉为正统思想的影响,由士人和民众共同塑造而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华佗形象的演变反映了文化记忆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

《大正藏》本《法华义疏》校疑十七例——以P．2346号为对校本

敦煌本P．2346号《法华义疏》较好地保留了隋代吉藏《法华义疏》其书原貌，可据以订正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法华义疏》中的诸多不足之处，本文以大正藏本《法华义疏》为底本，P．2346号《法华义疏》为对校本，参以其它各类相关材料予以校勘，同时也证明敦煌佛经文献的校勘价值。

华无害封国考

关于汉初功臣华无害的封国,《史记》和《汉书》二书记载互异,《史记》作"绛阳",《汉书》作"终陵"。对于这一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有关华无害封国的问题,前人多有论述,但前人"绛阳"说、"於陵"说、"绛陵"说等观点均有可商之处。通过对汉代"綘陵邑丞"封泥的研究,并结合汉印、简牍、碑刻、敦煌写卷等相关文字字形的分析,考证出《史记》中的"绛阳"、《汉书》中的"终陵"是由"綘陵"讹误而来,即华无害的封国当为"綘陵"。关于"綘陵"的地望,有证据表明"綘陵"即"逢陵",二者是同一地名的不同书写形式,其城址即今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东南部的逢陵故城。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讨论班与中国解析数论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组举办讨论班训练青年研究人员。经过四五年的系统训练,培养了一支数论研究队伍,他们在解析数论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连续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成就。文章考察了从1953年至1958年数学研究所数论小组的组建、学习和研究情况,探究了华罗庚领导下的数论讨论班的研究活动和学术生态,分析了华罗庚如何通过讨论班这一研习形式进行人才培养,揭示了我国解析数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些关键因素。

从“文明国家”论到“帝国主义国家”论——论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认知之转变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社会。此时,中国朝野并不认同西方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直至甲午战后,中国的维新志士始认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种"文明国家"论虽然启动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以任何实质性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强权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思潮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和否定。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中国国内变革和国际关系变革的新途径。随后,反对帝国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主导认识。

《中藏经》成书时代考述

旧题东汉华佗所撰的《中藏经》中,有不少语言现象是东汉所无的。这些新兴的语言现象同时始见于《中藏经》一书的可能性不大。《中藏经》并非东汉华佗所撰,而是后人伪托的作品。该书反映的语言时代为宋代,且主要是北宋。把《中藏经》看作宋代成书的医学典籍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汉书》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

《汉书》的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汉书》设立少数民族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华夷共祖的民族同源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班固华夷一体思想。而《汉书》论赞所强调的边疆无用论和怀柔羁縻政策又是班固华夷之辨思想的典型表现。班固的民族思想源于其著史理念、儒学观念以及时代背景,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白雪遗音·马头调》用韵研究

华广生的《白雪遗音》是用当时山东方言纂写的民歌集子。本文研究了它所收《马头调》曲子的用韵,揭示了山东方言韵母特点和声调特点。

钓鱼岛记载始出文献之研究综述

对最早记载钓鱼岛文献的研究结果,目前主要有"《山海经》说"、"《隋书》说"、"宋元针本说"、"《顺风相送》说"及"《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说"等几种。其中,"《山海经》说"和"《隋书》说"争议较大,缺乏力证。"宋元针本说"虽合乎逻辑,但尚需物证来确认。"《顺风相送》说"是目前最大的共识,尤其是得到了官方认可之后,几乎成为定说,但因其成书年代扑朔,因而尚存商榷余地。而"《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说"因原书散佚,看似可信度高,但有待实物来补正。

《决疑数学》中的保险与年金计算问题

目的阐释晚清概率论译著《决疑数学》中的保险与年金计算的内容与方法,为研究晚清数学史与保险史提供文献支持。方法原始文献分析与解读。结果《决疑数学》引进了西方保险计算的三个基本问题,利用概率知识研究了人寿保险与年金计算的若干具体问题,提供了公式和证明。结论《决疑数学》虽为一部概率论专著,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阐述了保险与年金计算问题,从数学上为中国近代保险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在中国数学史和保险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殷墟邵家棚遗址新出土青铜觥盖铭文别解

河南安阳殷墟邵家棚遗址新出土一件商代晚期青铜觥盖,刘源先生认为其铭文应读作“箙㠱赐奎贝二朋”,“■”是作器者,此器可定名为■觥。本文将“■”释读为“华山”的“华”,指出铭文是一个受事主语句,“箙㠱”是作器者,此器应定名为箙㠱觥。此外,还依据合文惯例将“二朋”改释为“三朋”。

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

正统与义理:朝鲜后期文人柳重教的华夷之辨

柳重教是朝鲜后期华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正统与义理是其华夷观的核心要义,也是19世纪以降复杂国际环境下朝鲜传统偶生为国家找寻前路的一次理论探索。柳重教关于华夷之论述集中在其文集——《省斋集》中,注重从性理学角度对华夷内涵作出分析与解读,因其所提倡的正统之标准过度强调伦理至上,呈现出超越常理的一面。柳氏关于义理的论述是针对现实所做出的理论转向,本质上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建构。

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辨伪

今存李白集载有署名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一文 ,列于碑志之首。本文通过辨析认为 :这是一篇伪作 ,始出于北宋元丰三年七月之后。理由是 :一、李白墓元和十二年由龙山迁往青山 ,范传正所撰《李公新墓碑》因李白没有墓志而感叹 ,说明原无李华所撰墓志。二、此墓志称“姑熟东南 ,青山北址 ,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前二句所指正是青山李白新墓的方位 ,后一句既称“有墓” ,意在青山墓出现之后。故而此墓志当在范传正迁墓之后撰写。三、南宋陈振孙的“家藏本”《李翰林集》是目前所知最早收进李华墓志的版本 ,此本刻于北宋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