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

《周易》象数思维中的矛盾现象

《周易》的象数思维是从取象向逻辑思维的一种推移 ,是以符号和数为媒介 ,认识、推断或预测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思维形式 ,它在借助形象思维的时候总是伴随着数的变化 ,以象数合一的观念考察事物变化的过程和规律。象数思维包括取象思维和运数思维两种思维模式 ,在《周易》的象数思维中 ,存在着取象的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矛盾 ,也存在着“运数”比类的矛盾现象。

阅读的人文情怀与学理——以徐雁的《书来话多》《书来话长》为中心

文章比较徐雁的《书来话多》《书来话长》两部读书随笔集,解析其读物选材、文风学风、人文哲思等特点,探讨阅读的情怀与学理之间的关系,呈现当代书评、阅读研究及阅读推广的丰富样貌。

浅议《化书》中“一切皆化”的思想

《化书》继承并发挥了前人的辩证法思想,对“虚”与“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即万物的生死循环表述得更为准确。其“一切皆化”思想尤为突出,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自然之化、社会之化、人形体之化。

从《长短经》看我国兵书三大疑案

根据唐人赵蕤所撰《长短经》,可以发现:《素书》并不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宋人张商英伪造之书,而是古兵书《玉钤篇》;兵书称“经”最迟在唐代已开始,并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宋代;所谓“杜佑《孙子》注”并非学术界一般认为的只是抄曹操注和孟氏注而已,还抄了其他家《孙子》古注。

生命的融合——论《周易》之“化”的审美价值

"化"是《周易》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化"在《周易》中是阴阳相感的结果;同时,"化"也是"变"的一种形式。"化"上达宇宙自然,下通社会人伦,又影响到审美与艺术。在自然层面,"化"是生命生成之道。在社会与精神领域,"化"为审美教育提供了一种方法和途径。在艺术创造层面,"化"体现了阴与阳、主与客、物与我、情与景的融合无迹。

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

清华简《说命》三篇均有自题篇名,这表明已知《尚书》篇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确定是孔子编书时所拟定,孔子编书应该也不涉及为各篇文字最终命题;同时孔子编辑的文本并非《尚书》的唯一文本,孔子之后可能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由此而形成的表现不一的《尚书》文本也会相继出现。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简本是与"古文《尚书》"系统有复杂关系的某未知《尚书》文本。在古书成书和文本形成研究中,注意未知文本的作用,将帮助我们在《尚书》成书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新的想法。简本《说命》三篇的出现对准确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早期语类文献的形成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帮助。

堪称蜀易奇葩的“卦影术”

易经八卦,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图象。为了使图象通俗化,蜀中易学家试着将符号变为图画,将图象变为图语,这种传统方术古称"轨革术"。到北宋初期,蜀人费孝先将这种图象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创造了"卦影术"。卦影术在宋代盛极一时,文献记载其应验之事不可胜数。但随着其术之诀窍渐被人识破,加上占卜多为"事后诸葛亮",对当时卜问者的指导意义比较模糊,因此,卦影术在宋代以后逐渐销声匿迹。卦影术的生灭历程很好地体现了蜀学所具有的创造性,堪称蜀易中的一朵奇葩。

两岸名同实异丛书辨析

近年海峡两岸出版的古籍丛书中有一些书名称相同而内容相异,很容易混淆。文章明其编纂始末,辨其异同之处,以消除误解,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参考文献5。

柯述赈漳与苏轼《异鹊》诗

《异鹊》是苏轼为循吏柯述赈灾漳州、异鹊来巢之事而作。柯述的生平体现了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的思想,而这也是其赈饥漳州全活无数、感动瑞鹊来巢相随的内在原因。《漳州府志》与《东坡全集》皆有《异鹊》诗,可互校。苏轼《异鹊》诗强调仁心能感动异类,其中自有传统的天人感应的观念,也寄托了诗人崇善抑恶、追求善政的思想。柯述异鹊之事与苏轼《异鹊》之诗传播至今,仍令人深感其中蕴含的"生生之仁"与"民胞物与"之心,这也是我们所要传承与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王弼《易》学始立官学考——兼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制度的兴废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制度的详尽考索,本文认为,王弼《易》学始立于官学的时间应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即公元442年。其设立与东晋后期玄学与佛学、经学的融合以及私学教育的发展有极密切之关系。

《汉书·艺文志》不著录中《古文易经》、古文《诗》考论

《易》类不著录中《古文易经》,实属正常;不著录中《古文易经》,是因为中《古文易经》在探求《易》原本所保存的先王之道上较施、孟、梁丘三家今文经并不具有优势。《诗》类不著录古文《诗》,亦属正常,其原因则或为刘向图书整理时未见到古文《诗》,或为所见古文《诗》在反映《诗》原本所保存的先王之道上较鲁、齐、韩三家今文经不具有优势。至于《书》类著录《尚书古文经》、《礼》类著录《礼古经》、《春秋》类著录《春秋古经》,是因为三者来源可靠,篇卷相对完备,字数相对完足,文字没有经过改动,字体没有经过转换,能够反映孔子当初所保存的先王之道,在探求先王之道上具有优势。《论语》类著录古文经、《孝经》类著录《孝经古孔氏》,也是因为它们来源可靠、篇卷相对完备等,在解读孔子的思想、观念上较今文经具有优势。

略论《读易别录》对《隋书·经籍志》体例的继承与改造

清人全祖望所作《读易别录》,是目录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易》学书目,其收录的主要是非正统经《易》之学的"《易》外别传"类文献。《读易别录》的编纂并非简单抄录旧史艺文志,以占全书分量较重的"通说阴阳灾异及占验体例"、"汉唐诸人卜筮林占之书"二类为例,从类目设置,到著录次序,均借鉴了《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的体例,而与历代其他书目不同。《读易别录》在《隋志》基础上,分类更为细密,考证亦更精确,体现了全祖望对《易》学发展脉络的独特理解。

觅得《周易》的理想人格范本——试论《左传》中叔向的人格精神

《周易》为群经之首,时时谨慎而隐晦地阐释着它的人格价值判断,其中圣人、君子和大人就成为其理想人格的宣传对象。遍观《左传》这部史传文学,晋国著名的贤大夫叔向在一系列的政治、社会等历史活动中,不仅具有过人的雄才大略,而且表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仅可以达到《左传》宣传道德史观的要求,更是渗透出符合《周易》所强调的圣人、君子和大人等风范的理想人格范本。

《周易》与苏轼蜀学

苏轼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以《东坡易传》为基干,会通诸家,以儒为本,重视生命的价值,提倡人性的自由,追求旷达的人生境界,表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同时,融通三教,崇情抑性,重利致用,推自然之理,明人事之功,这是苏轼思想的基点,也是苏轼蜀学的特性。

《尚书》五行、《周易》八卦和人体形态逻辑再探

通过人体形态逻辑使《尚书》五行和《周易》八卦发生内在的逻辑联系,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尚书》五行、《周易》八卦和人体形态逻辑之间联系,涉及诸多内容,其主要有:《尚书》五行和《周易》八卦相结合的缘起及产生的新成果;八卦与人体形态逻辑的对应关系,说明八卦是八个逻辑公式,人体形态是逻辑结构且可以作为逻辑图使用;《周易》卦象中蕴含的五行内容,说明五行生克关系可以用八卦卦象加以解释;五行与"六子"的对应关系等。从逻辑的角度看,单讲五行是不够的,还必须与卦象相结合才能更完整。

论《周易》时间观念的审美呈现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活水源头,对中国哲学与美学思维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者们通常认为《易经》为卜筮之书,《易传》为哲理之书,因而从巫术占卜、天文历法、人伦事理等角度出发研究《周易》。但"易"为"变",《周易》也是一本"变化之书",因而必然与"时间"联系紧密,以"时"解《易》不为说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有趣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周易》并不注重对"时间"进行理性化、抽象化的把握,而是以其独特的符号系统与表现形式持存着生存境遇下的原发时间。首先,象是《易》的根本,《周易》观物取象、设卦观象的象思维使得时间以富于体现性、过程感、空间性的方式呈现,因而保留了生存体验中的情感色彩和开放性;其次,《周易》以数的结构形式来承载原发性时间,在展现时间所具有的静态的秩序性与动态的生成性的同时,强调时间动的一面,因此让时间不流于抽象化和物理化,而是呈现出一种具体而生动的原发状态;同时,《易传》将《易经》中的对立统一思想以"阴阳"范畴概而论之,在二元的结构中强调对立面的互相交感运动,在此基础上再现了时间的生成动力与过程。因此,以象、数、阴阳为视点,透视《周易》中的时间观念,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时间中的情感体验的重视,体会时间在静态秩序中的不断生成,感知在阴阳二气矛盾又和谐的运动中时间的恒久循环。时间在《周易》的呈现中是鲜活的、有机的、生成的。在人的情感的怀抱,时间呈现着中国美学的精神,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富于变化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