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秩序”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针对历史上曾长期主导东亚的华夷秩序,中外学者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存在着很大区别。从内容上讲,西方国家和日朝越等国学者分别从华夷秩序与西方关系、华夷秩序内部的华夷之辨角度来解释其历史逻辑。中国学者则经历了尊崇、质疑、否定到重建等不同阶段。从方法上看,历史学研究注重解释"是什么"的问题,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则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对史料的选择性使用也招来很多批判。通过梳理华夷秩序研究中的观点和方法,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上高度的歧视性和统治结构的松散,形成华夷秩序内外部变化的重要线索。中国在参与和塑造未来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时候,也要与等级制的华夷观划清界限,坚持古典华夷秩序中宝贵的高度灵活的协商规范。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伊斯兰秩序”与“华夷秩序”——唐时中国与阿拔斯王朝的地区秩序关系分析

阿拔斯王朝与唐王朝具有一些共同的结构特点。首先,它们领土辽阔,民族、语言、文化众多,但帝国仍能保持控制;第二,经济上具有互补性;第三,均属于拥有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普世帝国,致力于建立普世秩序;第四,奉行不同的领土战略,构建了各自的国际体系。在双方关系上的特点,首先是军事和政治上从争夺中亚演变为和平共处与合作;第二,畅通的丝路有助于两国间密切的经贸联系;第三,文化交流在两大帝国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多重内涵

古代以中国为中心、以"朝贡-册封"为制度框架的东亚世界,存在着与近代以来以实力为手段的霸权秩序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学界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存在形态、特征以及历史演变进程等方面,对东亚国际秩序内涵的研究较为薄弱,且资料零散。鉴于此,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进行重新解读十分必要。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有多重内涵,华夷观是东亚秩序建构的基础,"朝贡-册封"是其形式,而中心-边缘关系则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实质。

“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

“日本型华夷秩序”论左右着学界对近世日本外交格局和性质的判断,为此,就必须对其实质做出价值判定。16世纪后期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试图摧毁以明朝为主导的华夷秩序并取而代之,结果以失败告终。其后,德川幕府建立起以“对外四口”为框架的对外关系体系,并因明清交替而在日本形成了“华夷变态”理论,从而生成以日本为“华”统治周边国家的意识,即当代学者所说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然而,比照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可见,“日本型华夷秩序”皆是反其道而行之。前者是由“华”对“夷”以“薄来厚往”的给予方式来维持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后者则是不惜动用武力对周边地区进行掠夺,是在损害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

东亚秩序与儒学的世界意义

"东亚秩序"起源于传统东亚华夷秩序,而华夷秩序是由古代"五服制"演变而来。高天覆四方,大城载八荒,以华为中心,夷为四方,"裔不谋华,夷不乱华","华夷"共生共荣。自汉代的张骞通西域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从罗马帝国文明、穆斯林秩序到与中华帝国文明的冲撞,形成了东北亚的"华夷"秩序的核心圈,又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外围圈,其中与罗马帝国文明和穆斯林秩序相交叉,构成了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亚"华夷"秩序蕴涵着"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理念,以"不治治之"的王道理念和以"厚往薄来"的朝贡册封体制,构建了亲和友好型的"华夷"秩序,形成了周边与中心的"比葵藿之向日"关系。这对今天全球发展经济关系,滋元育本,构建自然生态友好型国际秩序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华夷秩序”下古代中国边防的性质

"华夷秩序"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一种国际秩序,其根基是中原王朝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华夷秩序"下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本文从古代中国边界的范围入手,循着古代中国边界的特点,分析古代中国边防的性质,进而探寻古代中国边防对当代边防的启示,以期从边防视角对"华夷秩序"下古代中国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关系进行新的解读。

中日文化交流态势的历史演变

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是发生在日本古代和近代历史上以吸收外来文化来实现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两次重大改革。大化改新时期,落后的日本多次大规模派遣遣唐使来华学习先进文化,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日本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的态势。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欧化成功,落后的清政府多次派遣使臣和大量留学生赴日学习日本近代化经验,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中国积极主动地学习日本的态势。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中日文化交流方向发生逆转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的华夷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华夷与君臣:清初的文化论争

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是清初文化论争的核心议题,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的颁布就是一个典型缩影。明遗民将明清易代视为篡逆之举,以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作为否定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思想武器,以此寻求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主导权。而以雍正为代表的清廷则着力以"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为基础,以"尊君亲上之念"为维系,以承认清廷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为旨归,力图消除明遗民的文化抵抗,建立自己主导的政治和文化秩序。两种不同的秩序诉求所引发的文化论争反映了清初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而其走向则使清初文化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有效消解了易代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动荡,为清初政治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外武内文:“明-蒙古”互动格局中的甘州二郎神信仰——以张掖《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为中心

通过分析张掖《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本文将明代前期甘州二郎神信仰置于两个维度之下:一个是观念中的"华夷秩序"与现实中的边疆形势之间的差距;另一个是中原王朝"以夏变夷"思想在边疆地区的实践。笔者指出明代前期甘州二郎神信仰呈现出"外武"与"内文"的双重属性,这反映出官方重塑华夷秩序的用意与"文化化边"战略,根源在于传统的"天下观"与"以夏变夷"思想。

“日本型华夷观”的解构及其意义——读高伟《日本近世国学者的华夷论与自他认识》

我们知道,生成于中华文明而以“华夷一体”为终极指向的中国华夷思想或华夷秩序观,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作为一种世界秩序观和政治文化理念,其为东亚文明的发展和前近代东亚世界秩序的构建做出了积极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而“明清易代”后基于日本中心论而构建的“日本型华夷观”,则是借用“华夷之辩”的思维模式建构日本国家认同和文化民族主义,不仅为其近代以降国粹主义的兴盛、对外侵略扩张以及民族主义“生生不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成为自“华夷秩序”解体后东亚区域秩序至今未能构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原因。

以夏變夷:晚明“天下全圖”的域外知識來源與製圖觀

曹君義《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爲晚明出現的一種複合型“世界地圖”,它以變形南、北美洲大陸爲海島的繪圖方式爲特徵,雖吸收部分西學地理内容,但該圖並非受利瑪竇地圖直接影響。本文通過比對圖中美、歐、非洲的圖像特徵與文字内容,認爲其參考自傳教士艾儒略的《萬國全圖》,而另一種以諸多小島表現域外國家的製圖方式(如梁輈《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則受利瑪竇地圖影響。因此,依照域外知識來源,可將明清流傳的含有職方國與《山海經》神話之國的世界地圖分爲三類:九邊型全圖、四海五洲型全圖、四海島夷型全圖。這些結合中西地理知識、帶有想象色彩的早期世界地圖,反映了晚明地理製圖由關注“九邊”到“以夏變夷”的一種觀念變化。

明代的舆图世界：“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的承转渐变

明代的地图绘制,虽然依旧坚持着以"中国"为中心的绘图取向,一直在不断强化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空间,但承继蒙元帝国东西扩张的世界经验,有了郑和下西洋和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新鲜域外地理知识的持续发酵,似乎明代中国人具备了更为开阔的地理视野和"世界性意识"。同时,在传统的"天下观"向"世界观"逐渐转变的过程中,前朝太多未曾考虑的海外诸国,渐被纳入"华夷"序列中,使明朝的"华夷秩序"具备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内容。

20世纪前期日本与东亚国际关系

20世纪前期,东亚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最大的特征在于日本的崛起。它奉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是该时期东亚所有大规模战争的肇事者。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东亚的主要矛盾是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为约束日本独霸东亚的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建立起了华盛顿体系。但日本的东亚政策目标是"破旧立新",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并为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英美开战,彻底打破华盛顿体系,建立日本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独霸东亚的对外政策,遭到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抵制,最终以失败告终。

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视角下的日本外交

华夷秩序是东亚第一个有自身特点的地区秩序结构,日本与华夷秩序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松散关系。"大东亚新秩序"是日本主导的、以武力构建的、排除非东方国家的秩序结构,因其以反人类的武力为实施手段和维系纽带,最终以失败告终。旧金山体制是美国将西方的国际法规则用于规范东方社会的一种结果,日本以"非正常国家"身份置于其中。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开始追求国家的"正常化",其最终目标是再次构建日本主导下的东亚地区秩序。

华夷秩序中的“他者”再现:清代台湾番俗图研究

清代台湾番俗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台湾少数民族的形象、风俗、生计,其视觉表现形式与传统帝国华夷观、清代台湾边疆的社会历史状况相互呼应。作为对台湾边疆"他者"想象与再现的艺术形式,番俗图不只隐含着中央朝廷控制和管理台湾边疆的政策信息,也隐约揭示了汉番融合发展的历史痕迹。

1855—1858年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

19世纪50年代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折射出当时亚洲腹地国际关系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中国传统边疆观念、外交体制和驭外策略在近代国际形势下的初步遭遇。俄国人积极适应世界形势的变迁,竭力突破既有的俄中外交体制;清政府则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试图以不变的旧体制来规制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并一厢情愿地希望对手亦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结果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