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朝“华夷观”的理论重构与实践演绎

清朝为了稳固其统治,对“华夷观”进行了理论重构,认为“华夷一家”,而“华夷”的区分标准是居住地域不同。考查清朝官方文献中对“夷”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符合清朝的“华夷观”理论,但细研史料,发现清朝的“华夷观”理论与实践又存在磨合现象,主要是清朝从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视域做出的考量。总体来看,清朝对“华夷观”的重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上的一次理论设想与实践尝试,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古代华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多民族是中国最基本的民族国情,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思想,其核心是“华夷”概念和华夷观,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实践中,以此为基础有了“华夷共祖”“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此同时也还有“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虽然“华夷”具有二元的含义,但仅仅是在文化意义上的分类,“华夷”本身即具有民族共同体的含义。正是因为如此,到了近代,虽历经曲折和反复,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才有可能从“华夷”二元民族思想向中华民族一元民族思想转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贡献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便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文明国家”论到“帝国主义国家”论——论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认知之转变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社会。此时,中国朝野并不认同西方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直至甲午战后,中国的维新志士始认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种"文明国家"论虽然启动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以任何实质性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强权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思潮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和否定。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中国国内变革和国际关系变革的新途径。随后,反对帝国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主导认识。

17世纪中期以降中日韩(朝)诸国“华夷观”衍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

文本旨在探讨以"华夷之辨"为理论基础的"中华主义"在东亚诸国的流播、衍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议题,希冀为今后进一步剖析影响"东北亚共同体"构建进程的"历史认识"问题、岛屿所属之争内在机理等提供参照。为此,文本首先对明清鼎革以降朝鲜王国形成的"小中华主义"、日本形成的"日本中心主义"、清朝再诠释"华夷之辨"及"天下与国家关系"问题予以探讨。其次,考察近代以来中日韩(朝)三国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路径,梳理东亚式民族主义生成的思想源头。

江户时代日本史学中的早期民族主义

本文对江户时代日本史学著作的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存在于日本史学中的早期民族主义,将其归为华夷观变化滋生民族主体意识、神国思想、尊皇意识三种形态,力图证明日本的早期民族主义源自其思想内部,而非外来殖民危机。

王士禛词学观探论

王士禛的词学观主要表现在其词论专著《花草蒙拾》《倚声集初》序言及对所选词之评语中。王氏的词学观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推尊词体,强调词之功用;二是主张词"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三是确立婉约含蓄的神韵论词观;四是客观看待南宋词和北宋词,二者并重,各取所长。王士禛的词学观对其后来的清代词派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朝鲜型华夷观与韩国民族主义关系探究

朝鲜型华夷观在明朝时期表现为统一性,清朝前期表现为矛盾性,清朝中后期受北学思想影响,表现出务实性、开放性和反思性的特征。这一思想意识随着中国朝代的更迭,在寻求心理和行为、理论与实际的平衡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身内化调整,并深深印刻在朝鲜士人的意识之中,在近现代朝鲜半岛历史进程中、在其民族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作用,特别是对韩国近代民族主义从自我防御的自尊型向对外扩张的自负型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对中韩两国当代社会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因此,韩国在积极追求政治影响力、经济发展力、文化输出力的同时,应该大力提升民族的包容力,升级国家民族主义。

孔子的“华夷观”与华夏文化自信

孔子在判断华、“夷”时,主要以是否遵从周王朝的礼制文化为准则的;孔子对华、“夷”的认识与当时的精英阶层的观念产生同频共振,从而固化了当时的华夏观念;孔子通过对尧、舜和夏、商、周三代圣人的极力推崇和对华夏文化的宣传、维护,展示出强烈的华夏文化自信;孔子整理《诗》《书》《易》,编著《春秋》,规范、丰富礼乐文化,不仅身体力行,还将其广泛地传授给自己的弟子,对礼乐文化的恢复与重建不遗余力。

明清时期传入朝鲜的汉译西学书及其影响

汉译西学书系明清时期在华传教士与中国学者用中文编译、撰述的介绍西欧文化的书籍。17世纪伊始,许筠、郑斗源等朝鲜王朝赴京使臣陆续将汉译西学书带回本国,汉译西学书随之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开来。其传播既受惠于清代中朝关系的重构与清廷之德化政策,又归因于朝鲜君民对典籍的渴求。汉译西学书的传来,推动了朝鲜西学的产生及天主教的传播,促进了朝鲜王朝自然科学进步与华夷观转变。尽管它曾给传统朝鲜社会以冲击,但并未撼动旧的统治根基与统治思想,也未能促使朝鲜王朝走上近代化。

苏雪林早期散文中的“画意”构成论析

在苏雪林的早期散文中,处处能品味到其间所散发的"意与境浑"的意境美,古典的意境中还隐隐闪现出西画的构成.结合中国传统的美学观与西洋绘画观,从"画"与"意"两方面,对苏雪林散文中的画意构成进行了剖析.

儒家华夷观的思想基础与本质内涵

华夷观是儒家认识民族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华夷之别”“华夷之变”和“华夷一统”思想,其中“礼别华夷”为核心内容。儒家华夷观承袭了夏商周以来“天下中国观”和“华夏中心观”思想,形成了“夷夏大防”“用夏变夷”和“大一统”理念。具体而言,其是在华夏先民重构帝系偶像以别族裔的血统观,以中原为“天下之中”的地缘观和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观基础上综合而成。儒家华夷观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其中“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等思想并不符合现今的中国国情,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儒家华夷观。梳理分析儒家华夷观的演变与发展,对深入理解儒家民族观的精神实质起到重要作用,对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有着重要意义。

论日本型华夷思想的脆弱性——以室町幕府的东亚观为中心

在古代中国,华夷思想作为构建中原王朝同周边民族间关系的一大准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日交流的展开,日本也形成了类似的华夷思想,即日本型华夷思想。然而日本型华夷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在历史的发展中影响甚至决定着日本的对外观念。以下将针对日本型华夷思想的概要及其发展历程进行归纳,并以室町幕府时期的东亚观为中心对日本型华夷思想进行解构并分析其思想的脆弱性特征,以期对研究古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古代东亚国际关系起到一定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