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作家自我形象的建构——以20世纪中国小说译本的作者序言为例

文学作品的作者序言为探索作者的自我形象建构以及作者-读者之间的协调提供了独特的阐释空间。如何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对之应抱有怎样的期待,如何认识其中的限制性,从小说译本及其面向新读者群提供的新序言出发进行探究,不啻为另一有价值的视角。当前,有关世界文学的争论主要围绕接受和传播问题展开,相较于注目小说作者或文本生产过程,现在的讨论偏向关注读者和阅读语境。本研究通过分析作者形象的变化,探讨作者如何在这个充满争议的、经历重构的全球场域中自觉地尝试定位自身,如何有意地进行自我人格形象的建构以面对新定义的世界读者群。现代中国有影响力的三位作家鲁迅、巴金和余华为自己小说译本所做的序言不少,他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全球文学读者群与全球文学市场观念的形成,并在这样的互动和文化协商中获得各自的位置。分析他们撰写的作者序言,可以探寻贯穿20世纪的作者形象塑造上的变化。

论鲁迅和余华小说的精神同构性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鼻祖仍旧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坛。在直面人生、社会的价值问题和精神溯源的过程中,一代代的文人与鲁迅不期而遇了,新时期的余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的小说创作在认识论与价值观方面,在思想理念及深层的精神领域,在思维方式以及文学的表现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惊人的同构性。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对《画语录》与《画谱》的比较研究

《画谱》不是《画语录》的定本,而是讹误百出的伪本。《画谱》还冒然地对《画语录》做了诸多删改,不过这些删改客观上尚未导致石涛画学思想的根本变异,删改者主观上也没想达成这种效果。我们似乎只能说,石涛思想被打了折扣。这些删改有些是因为理解上出了偏差,更多的则可能与中国古代尊崇儒学的风气有关,即借助思想锋芒的弱化和圣贤的感召力,便于书的流通与传播,便于石涛思想为世人所接受。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石涛“一画”论的艺术哲学本体论研究——石涛《画语录》画学理论体系研究之一

石涛《画语录》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重要著作,"一画"论是其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与理论基础,其内涵外延具有数理、事理、道理的含义,更具有本质、本元、本源等哲学本体论意义。"一画"论既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老子"道生一"、庄子"自然""无为"思想基础,又立足于"画从心"、"乃自我立"的独创性精神,以"一画"构建了本体论、源流论、体验论、创作论、方法论、笔墨论、蒙养论等画学体系。

单向的阅读与影响的焦虑

余华深以取法西方现代文学为荣,至于与其有着整体相似性的鲁迅,他一直讳忌莫深。余华的"鲁迅论"始终重叠在几篇小说的技巧之上,并未涉及两人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是广泛师法西方文学的迫切性与直接性所致;二是余华与鲁迅有着相异的创作诉求;三是余华面临着"两个鲁迅"的阅读。隐言与鲁迅的承继关系,既是影响的焦虑,也说明了余华尚未超越技术写作的范畴。

《冬天里的春天》——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论之一

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为"反思"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于而龙回到30年前战争年代的根据地石湖查找暗杀前妻芦花的凶手为线索,通过对他查找期间的经历、见闻、联想、回忆等的叙述以及由此描摹出来的于而龙、王纬宇、芦花等人物形象,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从抗日战争到粉碎"四人帮"长达40年的社会风貌;揭露和鞭挞了"文革"的破坏性,探讨了"文革"产生的根源以及如何避免"文革"重演之类的问题;歌颂了人性美、人情美,鞭挞了人性恶。小说人物众多而又个性鲜明;运用了"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西方现代派小说常用的手法;情节扑朔迷离,跌宕起伏;线索纷繁而又主线分明;注重描写心理;环境描写与内容相参照;抒情色彩浓郁;开启了当代小说叙事创新的先河。

孑然远行的流浪者——鲁迅与余华创作思想解读

鲁迅和余华都是其时代的前行者,思想的先觉者,他们通过作品展示了对孤独生命的认识,借助孤独寂寞的先觉者排遣抑郁的心情。孤独生命有一种本能的超越和抵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选择永远地在路上流浪。鲁迅和余华作为思想上的过客,一直让自己处于精神的荒原上,虽然饱受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却始终在为寻找别样的人们和别样的人生而努力。

残忍的才华——五篇小说的比较分析

现代作家中不乏写残忍故事的高手,他们各具特色。艾芜《山峡中》用温情融化残忍,刘庆邦《逃荒》用温情为残忍辩护,张爱玲《金锁记》讲述了温情转化为残忍的过程,余华《现实一种》展示了暴力的极端形式,鲁迅《药》却重在思想层面的深刻。

被“政治权力话语”异变的情爱悲歌——重读杨沫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一个经典的"成长小说"文本,对其予以重新解读,发现其讲述了一个被权力话语异变的情爱故事。成长主人公林道静及与她发生情感纠葛的三个男人,共同演绎了一场情爱悲歌,即"余永泽:失却了政治权力话语保护的真爱悲情"、"卢嘉川:作为以政治权力话语诱惑的‘第三者’"和"江华和林道静:在政治权力话语荫庇之下的情欲狂欢"。

文莹笔记中的文学思想

文莹具有独到的文学鉴赏眼光,对于宋初诗文的论述精到,其文学创作论和风格论的探讨更是鞭辟入里。文莹笔记《湘山野录》、《续录》和《玉壶清话》中包含着深厚的文学思想。他追求"清雅"、"风骨",主张在"唐人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宋诗独特的风格。此外,其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的诗文、断句,对研究北宋时期重要的文人和文学思想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主体性的建构与消解——余华与鲁迅小说比较

鲁迅从人作为生存主体和发展主体两个层面构筑起了其独特的主体性体系,并在作品中主要清算了两个影响其独立性的因素:群体对个体存在的压制以及旧道德对个体思想的压制。而作为当代先锋派的余华在对个体存在的指认上呈现着某种对主体消解的倾向,这种消解的过程同样是基于以上两个层面展开的,由此可见鲁迅对其的影响。从鲁迅和余华对主体存在的指认、主体发展的展望的不同解读,来对比鲁迅与余华小说的异同,到以主体性的视域来分析这种差异让人感到,首先,余华作为对鲁迅作品的接受者,何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对鲁迅思想的超越,以及自身的再创造。其次,余华作为创作者,是如何实现超常性、超前性以及超我性的。通过这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呈现出余华对鲁迅的接受,以及其自身思想的独特性和局限性。

鲁迅与余华的死亡叙事比较

鲁迅和余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擅于书写死亡的能手。两人都在写看客对死亡的鉴赏,强调命运的意志和力量,且人物都在绝望中反抗绝望,但在具体的死亡叙述过程当中又存在明显的差异:鲁迅重视人的精神病死,其笔下的人物多死于长时间的磨难,而余华则更热衷于展示人的肉体消逝,其笔下人物的死亡多为非正常死亡,且极具突发性、偶然性;其次,鲁迅更看重死亡背后的意义,对人物的死亡画面、死亡方式多采取轻描淡写或略去不写,而余华则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式展现血肉模糊;最后,在鲁迅的世界里死亡是尽头,代表了人世间一切苦难的终结,而在余华的死亡世界里,死则意味着苦难的继续,逝者仍继续受辱或还魂于世。

军队医院医疗合作项目风险探讨

本文通过对军队医院医疗合作项目中风险类型的分析和风险理论研究必要性的探讨,提出项目风险管理的对策与建议,旨在提高风险意识、促进合作预期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