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夷之辨”到“五族共和”——清末民初政治变局中各方势力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之转变

在清末的政治变局中,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和边疆民族上层等不同势力拥有着不同的“华夷”观念。立宪派对“五族共和”进行了理论构建,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革命派出于现实的民族疆域问题的考量,放弃了反满的革命主张,转向“五族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延续自雍正以来的“华夷一家”理念,放弃分裂国家的割据可能,通过和平逊位的方式对“五族共和”进行了明确表达。而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蒙、藏、回各族上层,接受了清帝逊位的现实,积极拥护中华民国的统治,参与“五族共和”国家的建构。最终,各方势力殊途同归于“五族共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思想基调。

华夏考

在殷墟甲骨文中,“华”“夏”二神具有与“河”神相似的崇高地位,这点提供了揭示华夏文明起源和“华夏”名称来源的重要线索。然而,百年来这两个字一直被误释为“岳”和“爱”。本文主要通过甲骨文字形与周秦两汉古文字中已确认的“华”、“夏”等字的形体比较,考释甲骨文(华)“夏”二字。“华”和“夏”本来都是地理上的名称,分别指华山和大夏。两者对峙于黄河南北,遥遥相望,迤逦相连,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河”神擘开“华、夏”的神话。由此得以理解甲骨卜辞“河”、“华”、“夏”三神相提并祀在认识上的根源。“华夏”一带正是上古尧舜禹和商周秦各代相继据有的核心重地,被视为“中土”。“华”“夏”由此转化为“中国”(指中土)的代称,而与“四方”、“四夷”相对;又以处“中”之义转化为“中华”、“中夏”之称,均为地域概念;然后以地域文化的内涵转化指“中国”人民。“华夏”作为民族之称,代表的不是血缘上的,而是地域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论文分四部分:一、释甲骨文;二、释甲骨文“夏”;三、“华”“夏”地望及开辟神话;四、“华”“夏”地位与华夏族称。

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

近年来,"中国"日益成为学界热议的关键词,如何理解"中国"的内涵,成为中国崛起迫切需要理解和传播的问题。传播学界应当如何回应这一问题呢?一个可行的方案便是将"中国"阐释为一种传播观念,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共生交往观"。因为"中国"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内含着沟通、合适、中和等传播观念,从而确保中华文明绵延了五千年。当今世界,"中国"是一种元传播符号,它集中代表着一种新的交往气象:以"文明中国"的姿态坚守"中道"传统;在世界交往中阐扬"共生"精神。总之,"中国"是一种负责任,敢担当的宏大传播叙事主题与象征符号。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

作为政治传播理论胚胎的水舟观念史:中国民心政治的文化逻辑

水舟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绕不开的政治隐喻。“二十四史”中所有关于载舟覆舟的政治隐喻,其本质是中国古代民心观念的概念隐喻。圣人作舟的起源故事、以舟师为代表的战争实践、以漕运为代表的经济实践三种叙事框架共同构成了水舟观念生成的物质基础。水舟观念史的演进规律与中国造船史的发展脉络相吻合,即秦汉、隋唐及宋朝时期水战频繁、漕运及造船技术都有所突破,关于水舟的相关论述也随之增多;元明时期中国古代传统造船技术达到巅峰,其间“水舟”隐喻的使用已常态化。作为一种政治传播话语实践,水舟观念所折射的中国民心思想传统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理念提供了天然的政治土壤。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党群关系方面,根植于华夏文明的水舟观念无疑能够为当下的“民心政治”提供文化传统的思想根基与政治话语的理论胚胎。

北白鹅墓地出土虎纹铜罐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刍议

2020年发现的山西垣曲北白鹅春秋墓地是召氏家族太保燕仲一支在东周王畿内的采邑公共墓地。其中M1出土的虎纹双耳铜罐的造型、纹饰与装饰风格极为独特,不同于周王畿及其附近地区同时期前后常见的周文化风格罐类器物,反而具有中国西北地区戎狄文化的典型特征。两周时期,这类器物出现于中原周文化区并非孤例,既印证了文献与金文中有关周人与西北戎狄族群关系的记载,又是古代华夏族群与戎狄族群互动交融的实物见证之一。

“华夏”考——兼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与形成

“华夏”一词起于时代称谓“虞夏” ,兼包地域、政治、民族、文化诸涵义 ,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华夏民族滥觞于传说古史上的“五帝”时代 ,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日趋成熟 ,而到虞舜为盟主时 ,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已基本具备早期华夏国家的雏型。

蚩尤与炎黄之战

蚩尤族是活动在中原地区古老的土著部族,其先祖创造了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当裴李岗人发生分化而迁徙之后,蚩尤部族留在中原地区而发展成为九黎族,蚩尤为九黎的首领。当炎黄部族从西部迁徙进入中原之后,蚩尤与炎帝族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强大的黄帝部族,两大集团在今天河北涿鹿县一带展开激战,蚩尤战败而被黄帝所杀。炎帝族、蚩尤族与黄帝族的战争结果使中原地区得以初步统一,中原土著部族与炎帝族、黄帝族产生大融合,为华夏族的形成初步奠定了基础。

凝眸女性命运的隐喻叙事——葛水平《喊山》的叙事特征

《喊山》中,琴花与红霞似乎是女性趋于两极的表现。一个极端的蛮横自私、无情寡义;一个善良豁达、懂得感恩,而这种差异则又暗示了其身份、地位与话语权的差异。尽管琴花与红霞的人生际遇有着巨大的不同,但她们的命运却都是悲剧性的,为此作者通过隐喻叙事对女性的自我拯救作了一些有益的探寻。

信息哲学领域的一朵奇葩——对杨伟国先生《“信息思维”的新探索》的评价

对杨传国先生的文集《“信息思维”的新探索》中的众多独创性观点进行了评价.指出:杨先生的“信息思维”理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对对象进行研究的全新方法,开拓了一个新的广阔研究领域,并得出了一系列崭新结论;“信息思维”理论的提出,为信息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极富价值的新方向.这一方向可能成为一般信息哲学通向应用信息哲学分支领域以及应用信息科学领域的中介性桥梁.

《楚辞·天问》所见夷夏关系及其考古学印证

《天问》中保存了较多的夏、夷集团的史料,全面地反映了五帝时代中期至夏初两大集团的关系是权力斗争和交流并进的:在夷夏斗争中,包含着婚姻等和平方式的交往;在婚姻关系中,也蕴含着斗争和利用,并非以往学者所说的单纯的武力斗争。《天问》仅千字之文,全面记载了这一时期东夷、华夏集团联盟间的重要史事,难能可贵。

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中华文明源于伏羲及其故土——华胥国

华夏之名应该源于华胥国和夏朝,而华胥是伏羲故国。结合古籍文献和考古学的结果,可以初步确定伏羲是约公元前4478年的华胥国的首领,伏羲诞生前后到炎黄出现时存在的华胥古国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约为公元前4600年至前2700年,地域主要为黄河中上游地区。中华文明源于伏羲及其故土——华胥国,由此应该重写中华上古史。

“互联网＋医疗”的服务特色

提出"互联网+医疗"作为新的业态模式为医疗行业提供了五种全新的服务模式。"互联网+医疗"基于互联网构建的医疗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平台,以云端服务、O2O服务、个性化服务、自服务、第三方服务等方式,整合个人、机构以及医疗数据和设备等各种医疗卫生资源,极大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能力与范围,提升了医疗保障的效率和质量。

金属材料断裂预测损伤破坏准则的应用

为了准确描述各向异性金属薄板的连续体损伤模型,在考虑剪切机制和剪切应力对金属板材损伤和最终破坏过程的作用,并计入材料微观损伤对材料性能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传统预测准则的改进的金属材料断裂预测损伤破坏准则。利用这一新的破坏准则,分析计算了几种常用金属板材的断裂极限应变曲线,并与传统的应力准则、应变准则以及试验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新的损伤破坏准则不仅符合材料破坏的实际曲线,而且准确地指出了几种金属材料的应用范围。

北朝君臣对儒家华夷认同思想的汲引、发挥与运用

先秦以降,儒家民族思想中蕴含的华夷民族认同思想观念成为北朝君臣推动民族认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动力。北朝君臣通过对其中的"以夏变夷"的民族观、"夷可主夏"的正统观、华夏文化正统观、中原地域正统观及华夷民族统一观等一系列思想观念的汲引与发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认同思想,并以之为指导,在大一统情怀的激励下,进行了塑造正统和致力统一的不懈努力,推动了北朝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少数族与汉民族的统一与融合的历史实践。

我国沙尘暴形成的历史原因探析

本文以生态学与人文地理学的思维方法,分析了我国沙尘暴形成的历史原因,阐述了文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以绿色文明的方式适应生态环境。

道教经韵《华夏赞》探隐

《华夏赞》是一支古老的道教经韵 ,因该谱采用曲线符号记录法 ,致使今人尚未详其音调。作者以在道教宫观中首次发现的《华夏赞》音响资料为例 ,对《华夏赞》的音韵与形态等特征进行了探讨。

《山海经》与华夏文明

《山海经》不仅是汉民族唯一的一部神话总集,同时也是巴蜀文化圈的结晶与象征。本文通过对华夏渊源的深入研究,再佐以文献、考古资料,才考证了华胥氏在今四川省阆中市(古俞水)建立国家(部落),并在此生下了伏羲氏,然后迁往甘肃天水。大禹出生于今四川省北川县(古广柔县),治水事迹主要在蜀地,后来,因治水有功,继承了舜帝的地位,成为中原地区部落首领。华夏之名称,由华胥氏之"华"和夏禹氏之"夏"构成的,因此,巴蜀文化圈亦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

沈璟《义侠记》与《金瓶梅词话》

沈璟《义侠记》和《金瓶梅词话》皆是在《水浒传》广泛、深入流播背景下的创作,两者皆取材于《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并按照各自的意图对其作了适当的改造,其中有五处改造存在着具体的对应。参照《词话》在当时文人群体中的流播情况,《义侠记》的这些相对于《水浒传》的变化之处乃原于《词话》的首创,后又被《义侠记》加以熔炼;同时也说明沈璟确曾阅读过《金瓶梅词话》,而且其中的情节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使他在编创这部取材于《水浒传》的戏曲时自然而然地引入了《词话》的材料和艺术构思。由此可进而管窥《词话》对明代戏曲创作的影响之迹,以补助认识《词话》对当时及后世文学创作的启发、泽溉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