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改写的伦理学框架——以《古今小说·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文本伦理的多维重构为例

关注话本小说改写现象中传统叙事分析视野之外的文本伦理框架变化,建立故事重构与伦理框架的理论关联性,并阐释其文化成因。《古今小说》第十九卷《杨谦之客舫遇侠僧》中,冯梦龙通过对两宋故事改写,糅合并重构西南历史,改造了文本的时间伦理。作为前文本的民间文本之伦理框架,叠加并呈现为人与动物、两性及三教伦理的冲突、对峙与等级化。同时,故事受到史传、志怪笔记等传统叙事作品中夷夏关系书写范式的影响。其中,景观及器物的伦理意义、因果结构的缺失与否等微观伦理框架与晚明现实社会文化变迁关联,反映了明人“夷夏”伦理认知共识。

明代话本小说中的涉情书写——基于“主题模型”的方法论探索

在明清话本小说研究领域,采用“主题模型”的分析方法,对明代话本小说中的涉情叙事进行文本挖掘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分析以量化的方式展现明代话本小说中多种与“情”相关的主题,在利用“主题模型”的基础上,还结合了文本细读的方法,探究了明代话本小说中涉“情”叙事的具体策略、发展趋势及其与晚明“尚情”思潮的关系。主题模型的分析方法客观地显示了明代话本小说中涉情词汇的应用情况。在“尚情”思潮的影响下,话本小说对于“情”的叙事策略越来越富有技巧性,这体现了创作者与读者潜在的“尚情”心理。

互文性范式下的话本选集:基于蓝碁《今古奇观》译介的解读

在《今古奇观》法语全译本导论中,法国汉学家译者蓝碁高度关注该作品作为话本选集的文本性质,提出“中国式互文性”概念,用以系统化论述这一中国古代文集的内在特征。通过互文性理论提供的视野,蓝碁一方面展示《今古奇观》在纵向上的互文性特点,在多种层次上梳理呈现选集收录话本与上级文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深入探讨该关系对于话本而言生成的意义。另一方面揭示《今古奇观》选集文本在横向上的互文关系,细致分析且通过特定翻译着意突出选集内部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蓝碁以其《今古奇观》译介完成了一次西方语言和西方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而在深刻阐发该部话本选集的互文性特点的过程中,蓝碁亦展示了以中国文本丰富和延展互文性理论的空间和可能。

城市和山水:话本小说的空间修辞幻象

话本的很多篇目中,城市尤其是都城显现出强大的向心力,成为人们向往和迷恋的空间和人物身份、命运转变的象征符号;相反,村野山水则被描述成危机四伏之处,话本中的城市和山水被营造为一组对立的空间修辞幻象。随着城市空间涌入叙事,文学作品人物生活的田园诗意也在失落。

中国古代小说中“化形为蛇”情节的佛教源流探考

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死后以“化形为蛇”的方式来报复仇人的情节,这种情节在话本小说、文言小说甚至笔记中均有记载。探其渊源流变,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到“变蛇”与“嗔怒”之间转换原则的佛典依据。在僧人们看来,人若临死时饱含嗔怒,亡后就会化形为蛇,备受诸苦,这是一种烦恼习气的报应。此后,这种信仰与情节通过一系列的僧人故事转而流播民间,有些故事逐渐向复仇主题靠拢。而后,中国小说遂将“化形为蛇”的情节原型吸收下来,使之成为“报复”主题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但嗔怒作为死前的心理状态,依然是“化形”的条件。

竹林寺传说及其对明清小说、戏曲之影响探赜

佛教"竹林寺传说"不仅在文言小说史上为唐宋之后的道儒两家所仿袭和改编,它对宋元乃至明清的通俗小说、戏曲影响也不小。考其本源,竹林寺的情节要素中均含有甚深的佛教文化渊源:寺庙中的圣僧或为菩萨或为罗汉,他们驻形于世,维护佛法;寺庙多在遥山大海之中,且时隐时显,神幻异常。竹林寺传说旨在宣扬佛法及弥补民众对世俗僧众的失望。

论话本小说之叙述特性:叙述代理和角色跳跃

话本小说与当今活态的"说话(说书)"艺术具有共同的渊源。叙述者存在的基本状态:叙述代理和角色跳跃,很好地解释了话本小说叙述的独特性,以及文本通过叙述所呈现出来的文体特征。正因为话本小说叙述者时刻处于叙述代理和解角色跳跃状态,才维持了话本小说叙述合理性的存在。

李渔拟话本篇首诗词浅探

李渔拟话本的篇首诗 ,较之话本及早期拟话本 ,其随意性不见了 ,而代之以功能性的明确———概括主题 ;较之话本及早期拟话本 ,篇首诗被作者忽略的情况不见了 ,而代之以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 ,成为全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代话本小说中自然灾害的书写

明代话本小说描述了水灾、旱灾、蝗灾、潮灾等自然灾害,作者通过写实或神异化、妖魔化等手法,对自然灾害进行描述。对于自然灾害,朝廷通过修筑堤防、疏通河道、重视预兆积极预防,采取开放义仓、平粜粮食、遣散人口等方法予以赈济;百姓亦选择逃荒、求助等途径展开自救,当人力难以解决灾难时,人们斋戒、祭祀、祈祷,寻求神灵保佑。作者书写自然灾害的动机各异:有人同情民生疾苦,有人鞭挞施政弊端,有人迷信因果报应,有人感叹祸福无常,有人歌功颂德,有人抒发治国理想。

寻梦逐欢市井间——公案小说在宋元时期的成熟及其文学特质

结合有关史料和具体作品 ,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置于时代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 ,将其视作一个与社会诸种文化要素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 ,从而认定公案小说成熟与完备的时间应该是在宋元时期。

明清之际话本小说家的宗教情怀

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家几乎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宗教情怀,具体表现在对苦难人生的感悟、对超越之道的寻求、布道士式的教化众生的道德关怀上。

话本小说序跋的小说观念

话本小说序跋在为通俗小说"正名"以及"创作定位"和"创作规律"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索,从而在明清之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通俗小说理论体系,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充分发展了这一理论,这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话本小说创作的浙江特征及其时空构建的浙江属性

南宋以后 ,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给话本小说创作的繁荣带来了契机 ,其地理优势、文化传统以及先进的印刷技术 ,不仅培育了一大批土生土长的话本小说大家 ,而且还生发出许多令人喜闻乐道的故事。一方面 ,浙江的节日风俗为话本小说提供了带有地方人文色彩的叙事时间刻度 ;另一方面 ,作为事故的多发地带和情缘的多现场所 ,浙江的水域为话本小说提供了广阔的叙事空间。可以说 ,话本小说的创作带有鲜明的浙江地域特征 ,而其时空构建也显示出浓厚的浙江属性。

论沈从文小说与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关系

沈从文小说创作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叙事艺术传统基础上,其叙事艺术吸收与借鉴了中国史传叙事艺术、唐传奇叙事艺术、话本拟话本叙事艺术,以及章回小说叙事艺术等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有益成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民族风格,为世界叙事艺术的殿堂增添了中国因素和中国色彩。以此同时,沈从文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中国传统叙事艺术进行了革新与转化,推动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现代发展。

《型世言》人物语言艺术

《型世言》是明末重要的拟话本小说集之一。其人物语言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平，主要表现为作者能通过对小说人物的语言描写，刻画人物情态、勾画人物心理、展现人物性格，并运用方言俗语及多种修辞手法造成语言的趣味性、生动性和灵活性。

试论话本小说中因果结构的演变历程与审美优劣

话本小说情节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因果结构是逐渐突显并被广泛采用的。这一点通过考察一系列相似题材的话本变迁时可以看得更加明显。如佛教报恩与道教成仙的结局模式,即因它们具有合于因果、便于劝化、且能使作品结构更显完整等审美优点,遂被大量话本习用。而此种模式被大量效仿之后(如文言言情话本中道教成仙模式的滥用),因果结局的庸俗不堪及各种负面影响开始突出,并直接影响到话本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这妨碍到话本小说的现代性转变,成为话本创作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话本小说“篇首”的结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

话本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种文学样式,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论著很多。本文从修辞史的角度切入,以定量分析与统计计算的方法对话本小说“篇首”的结构形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概括,并以具体的数据统计为依据,提示了话本小说“篇首”结构的历史演进规律,勾勒了其具体的历史演进轨迹。

宋元话本中女妖的形象特征及形成原因

宋元话本中的女妖形象摇曳多姿,分析了宋元话本中女妖形象的四种特征,并探讨了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

《绿窗新话》勘正

《绿窗新话》是宋代说话人的参考资料,它与罗烨《醉翁谈录》不是转引或被转引的关系,两书成书时间相近,《绿窗新话》稍早一些。新见到的黄孝纾遗稿《〈绿窗新话〉校释引言》为解决《绿窗新话》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按照黄孝纾文中线索,对比《艺文》连载之《绿窗新话》与两岸通行的排印本《绿窗新话》,发现排印本擅自改动底本,从版本介绍到文本顺序都存在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