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中华文库”之《淮南子》翟译文底本问题

传承至今的典籍,往往因年代久远、书写语言演变以及历史社会生活变迁等诸多原因而出现数个版本,且版本之间存在差异并有优劣之别,因此校释或翻译典籍时慎重地选择一个较为优质的版本作为底本尤显重要。对“大中华文库”之《淮南子(汉英对照版)》所依底本深入探讨发现,翻译典籍前要充分重视选择底本,依照优中选优的原则在较有影响力的多个版本中选出最佳底本,并在致谢或序跋中交代相关底本信息,以便预期读者阅读乃至研究,也可在某种意义上为其翻译提供说服力。

征岭南秦军人数考辨

秦始皇远征岭南是其一统天下的关键战略步骤,但由于正史古籍疏于记载,此役派出的军队人数始终存疑,《淮南子》的记载为五十万人,但从后勤供给、岭南人口等客观条件辨析,《淮南子》之说不足为信,秦朝并没有可能在南线投入五十万军力;部分学者推测征岭南秦军人数至多为十万,此观点有商榷的空间;但从秦朝总兵力的布局角度考察,推测秦朝真正投入南线的军力至多为二十余万。

二十世纪《淮南子》研究

《淮南子》内容丰富,体系庞大,20 世纪的学人从各个方面对其展开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尝试从具体的史料分析和归纳总结中,客观地展现出《淮南子》研究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自身特点来,希望为未来《淮南子》的研究寻找新的视野、开拓更宽广的学术平台。

中国古代“方诸”研究

古人常把方诸与阳燧相提并论。考古发掘的阳燧可以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而方诸只有文献记载,其实为何物,汉时已无定说。郑玄、许慎、高诱三人的注解殊不一致。后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郑玄误解方诸为铜镜,后人受其误解影响千余年,臆造方镜用于封禅、祭祀时取水,无法成功,只好用井水代替。从《淮南子》"同类相应"学说、现代气象气候学知识、唐代李敬贞取水实践证明郑玄注解有误,《周官》残缺不全及鉴镜混称造成了郑玄的误解。结合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指出方诸是"玉杯","承盘高足玉杯"即是《淮南子》等古籍记载之"方诸"。高诱提出的"大蛤"是玉杯在民间的替代品。

“政”与“兵”的历史辩证——《淮南子》战争观新论

"政治―战争"是贯穿《淮南子》战争观的核心命题;"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是其战争观的根本原则。以"道"、"义"统"政",以"政"制"兵",是《淮南子》战争观的基本思路,反映出道、儒与法等多元思想的历史融合。主张"政"、"兵"相融,对战争进行高度政治化的反思,这是《淮南子》战争观的理论特点,对先秦兵家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

《淮南子》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淮南子》继承了道家自然中心主义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淮南子》以"道"为基础建立了其整体主义的生态观,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人亦物也"、"物无贵贱"的生态平等思想。其以"无为"作为人类各项活动的基本原则,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为前提来发挥主观能动性,并提出一些具体的生态保护思想。

道·人·史:《淮南子》的论治维度及思想史意义

《淮南子》以论“治”为全书主旨,而其论治又从“道”、“人”、“史”三个维度展开:其一,道为《淮南子》论治的基础,道有能治之功;其二,人为《淮南子》论治的中心,人有可治之性;其三,史为《淮南子》论治的起点,史有证治之用。其书对“道”、“人”、“史”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既体现了先秦思想资源的深切影响,也表明了汉初学术务实致用的倾向。

论《淮南子》生命观的深层意蕴

古典名著《淮南子》在生命观上的成就达到了秦汉时代的最高水平。它不但首次提出了完整的生命三要素理论及其功能运作模式,而且其"神主形从"的生命建构原则实现了与现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契合;它不但提出了"以内乐外"的德性生活方式,而且其"尊天保真"的生命理想诉求在真正形而上的层面上诠释了生命的深层蕴涵。

《淮南子》道家-道教美学思想研究

《淮南子》展现的美学思想,不是所谓的“杂家”,而是典型的道家-道教一脉。在其内容丰富的美学思想中,以“一”为至美的道家美学本体论,“美人不同面”的多样化美学标准,“不待脂粉芳泽”及“西施粉黛”的艺术美论,“形、气、神”为中心的审美意识论,都是典型的道家-道教的美学阐发。

论鬼谷子与后世仿生类养生术的渊源关系

《鬼谷子》中的《本经阴符七术》是中国传统仿生类养生理论的一个重要源头。《鬼谷子》的仿生理论对庄子产生影响,即产生了《庄子》中的"两戏";而西汉时的《淮南子》出现的"六禽戏"很可能是受《庄子》中"两戏"的启发;至于华佗的"五禽戏"则直接继承并发展了《淮南子》的"六禽戏",是《鬼谷子》仿生理论间接影响下最成熟的养生功法。

昆仑神话景观模式的图形化溯源及其对先汉园林的影响

中国古代神话对先汉建筑文化尤其是先汉1园林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然而至今学术界鲜见从中国古代神话角度对先汉园林进行系统研究。撷取中国古代神话中最具核心文化意义的昆仑神话为研究对象,从《山海经》《淮南子》2部记载昆仑神话的早期文献入手,对昆仑神话景观模式进行图形化追溯与探源研究,分析其对先汉园林中台型建筑和"一池一山"景观模式的影响,从文献和考古资源两方面的素材进行实证性研究,以此探寻先汉园林设计方法中的神话性源头。

《淮南子》的民本思想评议

《淮南子》的民本思想内容丰富,主要有:人民是国家之根基;要劝耕织,顺农时,尽地利,少赋税,惜民力,因地宜,顺民意;礼仪法令要利民便民,要因时而变;拥立君王是为民兴利除害,统治者不能消极无为,而应该积极作为,当然不能胡乱作为。《淮南子》的民本思想具有进步性,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论《淮南子》的修辞美学取向

《淮南子》的修辞美学取向,集中表现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作者崇尚"质",主张把真情、内容置于首位;同时也重视"文",主张对"质"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适当的文饰加工。在尚质重文的观念主导下,作者提出了"文情理通"、"出言副情"的修辞主张。因此,《淮南子》的修辞美学取向是在尚质前提下的文质统一。

《淮南子》对庄子的积极阐释

《淮南子》是一部以反映道家思想为主的黄老学著作，其中不但大量援引了《庄子》思想资料，而且还往往对这些思想资料进行了积极阐释，从而既为庄子学说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又为汉初最高统治者提供了一套适应当时实际情况的治身、治国等理论。

明末清初王船山“淮南子学”研究述评——以《读通鉴论》为中心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对西汉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都有所论述,其思想认识在明末清初的淮南子学中颇具代表性。王船山从正史立场出发,对淮南王刘长、刘安进行批评贬斥,但也对造成二者谋反事件的深层原因提出独到见解。王船山对《淮南子》一书褒贬兼具,深入揭示出后者与老子学说的思想关联。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表现出史论化、正史化、儒学化的特点,其思想内容虽然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但也具有丰富的学术启示价值。

《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

《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体现在文本和思想两个方面。《淮南子》中,既有对《管子》文本的袭用,也有对《管子》思想的继承。这与汉初的社会思潮和该书的编撰意图有关,也与淮南王刘安门下聚集了一部分来自齐地的学者有直接关系。

《淮南子》论“谏”及其思想内蕴

"谏议"是专制君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之一,秦汉时期的《淮南子》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和认识。《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能矫正君失,和辑君臣,促进王朝稳定发展。《淮南子》反对刚愎自用,拒谏妄为,主张统治者应理性求谏、善于听谏和积极纳谏,对自身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构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圣王"之治。《淮南子》论"谏",在政治哲学上,受到黄老道家的决定性影响,而在政治权术上,道、法思想则有所相通;与道、法相比,儒家的思想影响略显逊色。《淮南子》论"谏"不仅在秦汉道家中最为深入,而且也成为西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谏议思想之一。

《淮南子》伦理思想:道、儒、法之融合

《淮南子》将思、史、事三者相结合,力求寻找理论思考、历史经验及现实需求之间的联结点,为无常生活提供可循之"常"。为此,《淮南子》既传承了道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及精神气质,包括以自然为核心、万物的视野、反思批判精神与反本的指向。同时,它又站在道家立场上,借己与群的不同需求、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之分,给予其他各家思想发挥作用的空间,吸收各家伦理思想来弥补道家力有未逮之处,通过思想融合完成治"伦理之序"之目的。

《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的说理分析

《淮南子》中有三篇语录体论说文,即《缪称训》、《说山训》、《说林训》,三篇文章虽承继《论语》、《老子》之文体和说理方式,但更多的则表现出其对语录体说理方式的发展与创新,三篇文章均显示出相当成熟的思维艺术和说理艺术,并锐意摆脱逻辑思维的说理常规,而力求突出文学所特有的形象思维,彰显出《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独有的说理特点。

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

尊"禹"是《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之处,但其具体内涵有同有异,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对待墨家思想的复杂的政治态度。强烈的"求治"意识是《淮南子》与墨家思想的政治共识,在此基础上《淮南子》对墨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有所反思和汲取。"圣王之治"是《淮南子》与墨家相同的政治理想,墨家蕴含"利民"思想的"圣王"观对《淮南子》影响深刻,成为后者"民本"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淮南子》并未完全认同与接受墨家的"圣王"观,而是站在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有所取舍和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