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IRPAT模型的淮河生态经济带碳排放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构建以人均GDP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总量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均由显著的负向作用转为正向作用,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具有正相关影响,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具有负相关影响。为了有效降低碳排放总量,政府应根据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淮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粮食生产时空演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淮河流域是我国三大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优化其粮食生产格局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测度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50个区县2006—2020年的粮食生产优势,并采用ESDA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水稻的优势区域多数为规模主导型,小麦、玉米的生产区域普遍具有综合比较优势且分布逐渐向淮河以北地区聚集,种植面积的减少使豆类部分优势区域变为劣势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比较优势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水稻、小麦比较优势指数的空间聚集情况较为稳定,玉米的高值聚集区分布由“双核心”变为“带状”,而豆类恰好相反,两种作物呈“竞争”态势。此外,早期区域粮食生产优势与灌溉水平高度相关;年降水量与水资源总量解释力逐年增强且成为决定性因素,表明粮食生产布局与自然资源条件的匹配程度有所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解释力处于低位状态且逐年减弱,反映粮食生产的优势区域农户收入反而较低,粮食生产与农民可支配收入“脱钩”程度加剧。

淮河生态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带动国家经济向着循环可持续的方向前进,从而提升经济质量.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特殊的战略定位,本文以淮河生态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区域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淮河生态经济带中西部内陆崛起区的促进效果要明显好于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和北部淮海经济区.另外,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对周围区域的溢出效果要大于中部区域.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促进淮河生态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以提升该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

构建城市生态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测算2005—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指数,并分析淮河各区域城市生态韧性的时空特征、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采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方法揭示城市生态韧性的区域差异来源、分布动态及演进趋势。研究发现: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综合指数不高但呈现上升趋势,城市生态韧性不断增强,区域之间城市生态韧性存在较大差异,北部淮海经济区的城市生态韧性高于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和中西部内陆崛起区;三大区域空间非均衡特征明显;北部淮海经济区呈现两极化特征,其余区域并未出现极化现象;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生态韧性向高水平方向转移趋势明显。

淮河生态经济带NPP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陆地生态过程的关键参数,也是调节全球碳循环的主要因子。该文基于NPP、气象、高程、土地利用等数据,分析2000-2022年淮河生态经济带NPP的时空变化趋势、持续形式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淮河生态经济带NPP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具有从东南向西北数值逐渐降低的分布特征,空间差异显著;持续性特征显示,反向变化趋势远大于同向变化趋势。NPP与气温、降水的相关性具有明显地域差异,但均以正相关为主,且与降水的相关性更强;NPP随海拔、坡度的递增分别呈现“高-低-高-低”和“高-低-高”的变化态势,主要受温差和人类活动程度的影响;耕地是NPP增长的主要贡献地类,城乡建设用地对NPP增长动力不足。

淮河生态经济带区域旅游经济—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障碍因子研究——以中西部内陆崛起区为例

区域旅游经济—资源—环境承载力(简称ERE承载力)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以淮河生态经济带中西部内陆崛起区为案例研究区域,运用极差变换法、灰色关联度法、灰色预测模型以及障碍因子诊断等方法对区域旅游ERE承载力及障碍因子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旅游ERE承载力缓慢波动上升、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较高且增长较快;区域旅游ERE承载力变化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南阳、信阳和蚌埠的发展水平较高,多数地市的预测值呈现一定的增长;旅游收入、景区和饭店数量以及第三产业规模是ERE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

淮河生态经济带县域经济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分析2013—2021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布特征,并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淮河生态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总体上不断提升,发展差异逐渐缩小,呈均衡化发展趋势,且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2)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和金融水平为局部变量,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对区域内部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较大。对外开放程度和地形条件为全局变量,存在的空间异质性较小。(3)从各显著变量的均值上看,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水平对淮河生态经济带县域经济呈正向影响,政府作用和地形条件呈负向影响。

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途径研究

通过深入分析淮河生态经济带内部经济发展情况与外部发展环境,结合区域自身禀赋和发展优势,研究发现:淮河生态经济带整体经济实力弱,内部发展差距大,产业升级空间大;外部有多个省会城市及经济强市环绕,是区域经济的洼地。在区域特征方面,淮河生态经济带地理区位优越,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但也存在行政分割严重的问题。未来,淮河生态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转变区域发展导向,从经济主导转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推进;转变区域发展动力,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核心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转变区域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区域空间格局,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江苏沿海港口与淮河经济带互动发展模型及互动策略研究

通过梳理江苏沿海港口及其经济腹地互动作用机理研究成果,结合江苏沿海港口和淮河经济带发展现状,将江苏沿海港口和淮河经济带纳入同一系统,对其互动基础进行分析,并据此构建基于演化博弈的互动发展模型,进而提出从规范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区域间资源共享意识、搭建信息化合作平台、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等角度采取相应措施,为江苏沿海港口和淮河经济带之间持续有效互动发展、实现共赢提供基础。

港口与经济带物流互动发展模型及其互动策略研究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为江苏沿海港口与淮河经济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强化区域互动、资源共享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以物流行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同质子区域互动行为博弈模型剖析淮河经济带与江苏沿海港口互动发展过程中"囚徒困境"的成因,构建江苏沿海港口和淮河经济带互动发展的"KMRW声誉博弈"模型,以寻求纳什均衡突破点。据此提出将江苏沿海港口与淮河经济带视为完整体系,构建两区域间点轴驱动、双轮驱动等互动发展模式,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区域经济互动效应等对策建议,为提升江苏沿海港口及淮河经济带竞争力,推动物流行业快速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新时代淮河经济带工业生态效率地区差异研究

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DEA法的CCR和BCC模型测度淮河经济带38个城市2010—2015年的工业生态效率,并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研究。指出淮河经济带整体工业生态效率水平不高且各地区差异较大,对提高淮河经济带工业生态效率提出政策建议,旨为有关部门提供理论和实际依据。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研究

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分析2009-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乡融合水平及其时空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2009-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淮河生态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三大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较强区域异质性。其中,上游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中游地区次之,下游地区最高。进一步探讨差异来源发现,2009-2020年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差异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并且主要来源于上游、中游、下游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淮河生态经济带城乡融合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正相关性,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以上研究为国家制定促进淮河生态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淮河生态经济带产业生态化发展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淮河生态经济带生态脆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加快推进该区域发展不仅能推动东部地区优化发展,还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该区域需要引导生态驱动型和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和生态环境平衡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淮河生态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与经济增长耦合互动研究

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6—2019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各城市能源生态效率,并采用耦合协调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讨能源生态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其一,淮河生态经济带2006—2019年能源生态效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其梯度特征明显,中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东部地区处于较低水平;其二,能源生态系统与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递增,呈现由濒临失调向中高度协调转变态势;其三,就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淮河生态经济带整体和东部地区能源生态效率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原因。此外,从长期互动来看,三大区域能源生态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差异明显,而经济增长则未能有效发挥对能源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

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十三五”规划将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中部地区的崛起和东部地区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由于我国对流域统筹规划的长期缺乏,致使淮河流域存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论文在分析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其产业结构、城镇化建设、科教投入、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合理建议,以期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健康持续发展。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8—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并且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增速最高;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当采取过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通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加深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

基于生态足迹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研究

随着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普遍关注.利用生态足迹模型,从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耗两方面对淮河生态经济带2020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得出目前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生态盈亏状态.计算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目前整体存在生态赤字状况;基于各项计算数据呈现情况的具体分析;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现今发展状况做出总结评价,并提出具体对策和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动态关系研究——以淮河生态经济带为例

水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文章利用2006—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其新型城镇化和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结合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两系统间的互动发展效应。研究发现:淮河生态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稳健上升态势,其中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异质性更明显;两个系统之间互有正向影响且均存在短期惯性特征,其中新型城镇化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程度更大。据此提出,淮河生态经济带要不断提高城镇化进程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关联性,加强地区间经济互联互通和水生态文明协同建设,积极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新业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分类建设新型城镇化等政策建议。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多维度收缩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淮河生态经济带在综合维度和单一维度上的城市收缩程度,利用双栏模型识别各维度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2010—2019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在综合维度发生收缩的有连云港市、济宁市等5座城市,其主要影响因素为城市类型和人力资本水平;在人口维度发生收缩的有盐城市、连云港市等8座城市,主要影响因素为城市类型、生态保护水平、基础设施水平、财政透支程度和失业程度;在经济维度上发生收缩的有连云港市、济宁市等7座城市,主要影响因素为收入水平和生态保护水平;在社会维度上发生收缩的有淮南市、淮北市等9座城市,主要影响因素为财政透支程度、失业程度和老龄化程度;在环境维度上发生收缩的有亳州市、漯河市等6座城市,主要影响因素为产业结构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失业程度和老龄化程度。以此为基础,为缓解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收缩提出了因地制宜“盘活存量”、把握战略定位以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政策建议。

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时空分异与收敛性研究

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为沿淮各地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以淮河生态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基于2007—2018年旅游经济总收入,通过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β收敛性检验等指标研究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时空分异与收敛性,用多元回归分析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显示: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总体分异趋于收敛;旅游经济分异在波动中缩小,空间分异东部大于西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旅行社数量、互联网用户数和4A级以上景点数是旅游经济的主要影响因子。说明淮河流域旅游经济总体上趋于收敛,旅游经济不平衡状态有所改善。